回国之后，宋健拿出五千七百万块钱来，交给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文字专家和物理学家，让他们去河南、山东到处刨地。这，就是夏、商、周断代工程。

如今，我们对夏、商、周三代的知识，较前已有大大的进步。这自然要得益于考古学近年来的大量新发现。在《万历十五年》之后，黄仁宇又于1993年著《中国大历史》一书，对自己的大历史观作全面诠释。但宥于当时考古知识的匮乏，他对到底有没有夏这一朝代都不抱足够的信心。书中他这样说道：“可是关于夏朝的传说虽多，也仍没有考古的实证确断它的存在……”

随着二里头文化的进一步挖掘梳理以及齐家文化遗址的出土，夏的存在已经不是问题。但我们还是没有发现夏的文字——中国有文字的历史，仍只是起源于商朝。从传统定义来看，“文明”二字是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的：一是要建立国家这一政治社会组织；二是要有文字。现在的问题是：关于夏，只发现了城郭，而没有文字。那么，夏是个国家呢，还是仅仅像北美易洛魁印第安人聚居地那样只是个部落联盟？它有资格被称为夏朝吗？

一批中国史学家倾向于承认夏是国家而不仅仅是部落联盟。与其说这是出于乐观，不如说是出于将中国文明历史再向前追溯一大截的急迫心情。关于夏的文字阙如，他们这样辩解道：“那时的文字都是写在竹简和丝织品上，时间久了，自然就烂掉了。”

这么一来呢，就死无对证了。心里犯嘀咕的悲观论者，也拿不出夏不是个国家的证据。这种情况下，再提反对意见，不过是白落下个“没有民族荣誉感”的恶名，谁愿意呢？于是，史学界便“形成共识”：夏是一个国家。

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夏朝，是母系氏族社会，还是父系氏族社会？如果夏只是个母系氏族社会，那么，再考虑到没有发现它的文字，再将夏称为国家，似乎就不那么说得过去了。

乍一看，这问题似乎不存在。《史记》开篇就讲轩辕氏的黄帝，取代了“德衰”的神农氏炎帝。单从炎帝和黄帝的姓氏看，似乎就有端倪可寻：轩辕氏，自然是热衷于征伐的放牧人；神农氏，自然是个种地的农民。这暗合了理安·艾斯勒的理论：父系对母系的取代，源于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的征伐。于是今天，许多人愿意相信：公元前45世纪的中国，就开始有了以一个名叫黄帝的男人为首领的父系氏族社会。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中国的父系社会的历史，即可推溯至六千五百年以前。而父系氏族社会，和国家这一政治社会不过是半步之遥。至于文字嘛，那是因为当初写在竹简上和丝织品上，早烂光了。不像苏美尔人的泥板，可以保留至今。

这个说法，岂不大快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