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各省厅内被称为计划科长或企划科长的精英们，接二连三地实施了众多新的事业计划，包括从钢铁、半导体的增产计划，到城市基础设施及工业区整备计划等各个方面。由此看来，当时应该也存在着从零开始制订计划、规划预算的官僚。

而如今却只剩下这样的官僚——他们自入省以来，就连规划预算一事也是敷衍了事，只将上一年度的实际开支进行5%范围内的上下加减。也就是说，他们只会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日本之所以无法革新，最大的原因就在于此。即使世界早已发生变化，日本也不会重新评估他们过去制定的策略或框架，尽管这些策略、框架曾经一度收到了成效，但如今却已经与时代全然不符。造成这样的现状，不仅仅是官僚的责任，更是由政治家、媒体以及全体国民造成的。曾经能够拉动政治家乃至媒体与国民的官僚机构，如今已严重地机能不全。

机构的臃肿化、专一化

官僚机构之所以机能不全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组织过于臃肿化与专一化，导致官僚无法总揽全局。

在小型机构内，一人不得不身兼数职，而机构越臃肿，分工就会越专一化、精细化，大家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但随着某一个方面的专家日益增多，组织逐渐变得无法统观全局。正如“有科无局”、“有局无省”、“有省无国”所说的那样，各自为政的派别主义日趋泛滥。

比如，询问外务省的人“日本的外交应当如何”这样基本的问题，没有人可以答得上来。外交官们都在说“因为我是美国方面的专家……”“我是中国方面的专家，所以……”朝鲜半岛出事的时候，被问起如何拯救身处韩国的日本人（长期滞留的3万人和观光旅游的3万人），他们也是一脸的茫然。现在采用的人才培养模式依然停留在美（中）苏冷战时期。外交对于国家而言，既是贸易又是防卫。即便外界环境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官员晋升模式却一如既往，甚至变得更加细化烦琐。

厚生劳动省是掌握国家29%预算的大型机关，负责处理的事项涵盖从劳动问题到福利、年金、护理、医疗、雇佣等众多领域。据说素有“年金先生”之称的前厚生劳动大臣长妻昭，就是被如此繁重的工作量彻底压垮了。事务方面的最高首脑事务次官，也忙于对出自前劳动省和前厚生省的人进行人事安排，所以厚生劳动省内并没有可以总揽全局的人。

对于少子化这一问题，官僚也缺乏全局观念，因此迟迟拿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如果要解决父母边工作边抚养孩子的问题，就需要在他们的工作单位或家庭住宅附近建设一些可以托管幼儿的场所，这点只要站在有孩子的家庭的立场上，就马上可以明白。然而，官僚却没有想出这样的对策。就算要设立这样的场所，官僚连如何部署、需要多少预算都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