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宪法明确规定，印度是一个世俗国家。但是，世俗主义很难付诸实践。多年来，政治家们向宗教团体的要求弯腰，以赢得他们的选票，这导致了世俗主义的弱化，以及来自其他团体的强烈反对。比如，在1985年的沙阿?巴诺案（Shah Bano case）中，一名离婚的、穷困的穆斯林妇女向印度最高法院起诉，要求获得赡养费。最高法院根据印度的世俗法律做出有利于她的裁决。穆斯林群体开始骚乱，要求在穆斯林中必须用伊斯兰教教法沙里亚（见410页）作为管理家庭的法律，而沙里亚不准给予任何赡养费。是应该有一部针对所有人的法律呢，还是应该有一部针对穆斯林的“个人法律”？总理拉吉夫?甘地在1986年促使议会通过了一部法律，允许穆斯林以他们的方式来处理离婚问题。此后，印度教群体愤怒了，指责拉吉夫迎合穆斯林以换取他们的选票，并削弱了最高法院的世俗裁决。这是印度教右翼 新人民党（Janata Dal）在1989年赢得大选的一个原因。

印度教右翼坚持不懈地试图把印度重新定义为一个印度教国家，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一些美国政治家试图把美国定义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全国志愿者联合会的各分支依然在晨操、锻炼和游戏中，以反穆斯林的偏见训练成百上千名穿制服的印度教年轻人。获得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孟加拉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在1911年写作了印度的国歌，即宽宏的《人民的意志》（Jana Gana Mana）。但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想要把国歌改成愤怒而狭隘的《致敬祖国》（Bande Mataram）。

很难说清有多少印度人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他们是少数派，却也数量庞大。投给印度人民党的选票不是衡量潜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标准，因为他们包括了希望实行自由市场政策的选民，也包括了不喜欢国大党所作所为的选民，例如，他们不喜欢英迪拉的紧急状态或者腐败现象。与2002年古吉拉特邦大屠杀相似的恐怖惨案会使印度人转而支持国大党。在克什米尔问题或核武器问题上与巴基斯坦的紧张状态能够提升民族主义感情。我们在未来可能会看到印度教右翼政府（那是权力轮替的本质）。但问题是，它们会奉行好战的、反穆斯林和反巴基斯坦的政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