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像圣西尼建议的那样参加短篇小说评奖。但是，参加了我和他发现的最近那几次比赛。我一个奖也没拿到。圣西尼在堂贝尼托和埃西卡两地的比赛中再次一稿两投，原先的题目是《马刀》，到了埃西卡改名叫《双剑》；到了堂贝尼托，改名叫《利刃》。在铁路公司赞助的比赛里，他获得了鼓励奖，不仅给奖金，还给一张免费火车票，一年内可在全国铁路系统里乘车。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知道了他的一些事情。他住在马德里一处公寓里，有老婆和独生女——十七岁，名叫米兰达。另外与前妻生有一子——不知在拉美的什么地方，或者这是他的猜想，名叫格雷戈里奥，三十五岁，是记者。有时，圣西尼给我讲讲他为了寻找儿子的下落在人权组织或者欧盟的人道主义机构活动的情况。在讲述这些情况的信中，口气是沉重而单调的，好像圣西尼借助书写官僚机构中的迷宫来驱赶心中的幽灵。有一次他告诉我，格雷戈里奥五岁时就不跟他一起生活了。他没再说别的。但是，我想到了五岁的格雷戈里奥，想到了圣西尼在一家报社的编辑部里写作的样子，一切都难以避免了。我还想到了格雷戈里奥这个名字的问题，不知为什么我得出的结论是：格雷戈里奥这个名字是在不自觉地纪念格里高利·萨姆沙。这个想法，我从来没对圣西尼说过。但是，一说到米兰达，圣西尼立刻就高兴起来：米兰达年轻，野心勃勃，要吞下全世界，有种难以满足的好奇心；另外，他说，米兰达美丽又善良。他说，这像格雷戈里奥，区别只是她是女孩（废话），还有不必经受我大儿子身上发生的事情。

后来，圣西尼的信越来越长了。他住在马德里一个乏味的居民区里，公寓有两间卧室，客厅兼餐室，厨房和卫生间。一听说我的住房面积比他大，我吃了一惊，觉得不合理。夜里，圣西尼在餐室写作，“因为夫人和女儿已经入睡”，加之，他抽烟很凶。他的收入来自不定期的编辑工作（我估计是修改译文）以及参加各个省级文学比赛。由于出了很多书，时不时地会有汇款寄来。但是，绝大多数出版社常常忘记支付稿酬，或者是倒闭后无力支付。惟一能给他继续挣钱的是《乌加特》，是由巴塞罗那一家出版社买下的。不久，我明白了：他生活在贫困中，不是赤贫，而是中产阶级下层的贫困，那种不走运、过得去的中产阶级。他老婆（名字很怪，名叫卡尔梅拉·萨德赫曼）偶尔做些出版方面的工作，私人开设英语、法语和希伯来语的课程，但是不止一次不得不干清洁卫生的活计。女儿一心读书，因为念大学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了。我在一封信里问圣西尼：米兰达是否也搞文学？他在回信里说，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千万别搞文学了。我女儿打算学医。

一天晚上，我写信给他，向他要一张全家福。把信交到邮局后，我才意识到我是想认识米兰达。一周后，照片来了，拍照的地点大概是郊野公园，上面有一位老人、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位姑娘：留着直发、瘦高、胸脯丰满。老人露出幸福的微笑，中年妇女在望着女儿的面庞，好像在说什么。米兰达表情严肃地看着摄影者，样子很感人，让我心动。同时，圣西尼还寄来了另外一张照片的复印件。上面有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伙子，相貌特征明显：嘴唇薄，颧骨突出，天庭饱满，身材肯定高大、健壮，眼神自信地望着镜头（是照相馆里的作品），也许还有点不耐烦。他是格雷戈里奥·圣西尼，是失踪前的照片，二十二岁，比我年轻很多，可是成熟的神情让他显得年纪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