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15日，中国拍卖协会第三届会员大会上，加强行内自律被定为头等大事。协会认为，以前对行业自律抓得还很不够，2005年，如果发现拍卖企业存在不正当业务，协会将严惩不贷。主要的打击重点是：压低佣金，甚至压至成本以下；企业间相互诋毁，损坏他人信誉；操作不规范等。同年，商务部及四部委颁布的《拍卖管理办法》、《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开始实施，法律的一些漏洞只能依靠政府部门的管理办法暂时弥补。

尽管拍卖业里害群之马仅是少数，但一个地区的市场容量毕竟是有限的，过快过度的发展就会打破行业均衡状态。此时，拍卖行业的暴利时代已经过去，利润下降，费用上升，收入趋于平均化，拍卖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原本“降佣”是一种促销策略，但“降佣”的事情多了，大家也慢慢习以为常，幅度也不断增大，拍卖业尝到“僧多粥少”的酸果。于是，如何从“数量增长”转向更高层次的“质量增长”，为社会提供更加值得信赖的拍卖服务，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拍卖行业规范、持续发展需要回答的现实叩问。

此时，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拍卖行总数均已超过60家，由于有更多拍卖行的加入，沿海城市的拍卖公司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基于一线城市的拍卖市场，已发育到一定程度，市场上升区间有限，一些规模大的拍卖企业试图通过走跨省市合作的形式以求得进一步发展。期间，上海、北京的拍卖行把眼光转向了武汉、西安、重庆；而广东的拍卖行则把分公司、子公司开到了贵阳、遵义，行业洗牌的话题开始一再被各方提起。

传统的拍卖市场逐渐萎缩，围绕司法强制拍卖委托展开的竞争又进一步加剧，上海国拍试图走出上海滩，先后与江苏、浙江等省的拍卖行成功合作，主持异地拍卖，拍卖范围涉及无形资产、商业店铺、旅游度假村资产和参与当地企业改制、盘活存量资产等活动。2005年7月，上海国拍“跨界”到黑龙江省，以招投标方式成为该省绥芬河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公务车指定拍卖机构，并成功举办公务车拍卖，成交总额达722.6万元，成为公司异地主持车辆拍卖的成功案例。2006年3月，上海国拍将公司跨越的步伐继续增大，承接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委党校旧址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拍卖，最终该地块以2.87亿元的成交价，创下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开拍卖国有土地使用权成交金额和每亩成交之最。

与此同时，上海国拍放下架子降低门槛，连续在上海的立体、平面媒体滚动推出公司形象广告，集中优势力量全面进入社会二手车、二手房市场。上海国拍向社会全面开放委托拍卖，也是这一时期中国拍卖业全面走向市场的重要信号，无非上海国拍又先行了一步而已。

当时这样的抉择依然是十分大胆的。相较大多数生产行业而言，中介性质的拍卖行没有现成的拍卖品，上游的委托方可能今天有，明天就没有了，有些人一辈子就只有这么一次委托拍卖，因此坐在办公室里守株待兔是不行的，需要你满世界跑去找委托方。同时，因为社会委托没有固定的委托人，没有固定的拍卖标的物，没有固定的拍卖模式，而且社会委托往往涉及委托人的切身利益和名誉，拍卖操作不仅难度大、要求高，而且收益并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