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还有一种反美主义是出于对美国社会、价值观和文化的深层排斥。它是美国形象中看似微小却长期存在的一个因素，其源头可以追溯至美国建国之初。当时的欧洲人把美国当作内部文化冲突的象征。直到18世纪，一些欧洲人仍荒谬地认为，是新大陆过于潮湿的环境导致了美国人堕落的生活方式。虽然19世纪有欧洲人把美国视为自由的象征，但在作家狄更斯等人眼里，美国人只是“一群吵吵嚷嚷的冒牌货、蠢人、骗子”而已。20 世纪初，甚至连弗吉尼娅·吴尔夫那样有感知力的作家也仍对美国持蔑视和冷漠的态度。在一些欧洲左翼人士看来，美国是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象征；而右翼则认为，美国人因为种族不纯而堕落。

一些保守派人士不喜欢美国流行文化中的平等特性。1931年一名前印度总督向英国保守党议员抱怨，好莱坞电影动摇并破坏了“白种人在东方的显赫地位”；而比利时人则干脆在刚果殖民地禁止当地非洲人看美国电影。英国杂志《经济学人》指出，直到如今，反美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个阶级问题：“那些贫穷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英国人比富有的英国人更喜欢美国……上层阶级的反美主义很可能是势力的表现。”这样的势力也同样存在于知识界。欧洲的精英总是抱怨美国人缺乏教养和深度，但民意调查却显示美国流行文化能在欧洲引起绝大多数人的广泛共鸣。

反美主义的另一根源是结构性的。从历史上看，美国是个后起之秀，因其各方面实力不均衡招来了“羡慕与妒忌”。20世纪初美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异军突起，英国人w·t·斯特德在1902 年就已经出版了《世界的美国化》一书。20 世纪70 年代中叶，许多西欧人在接受民意调查时表示，与其让美国独大称霸世界，还不如让美国和苏联各霸一方。有些人对近年来反美主义的升级不屑一顾，他们简单地认为这是美国“块头”太大所致，而且这种局面无法破解。这种想法显然是错误的。

政策能弱化结构性优势，也可以强化。政策还能在复杂的爱恨关系中，影响调节爱与恨的比例。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经济占全世界1/3 还多，而且是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其政策得到各同盟国的赞成，因此美国在当时的世界地位比如今更为显赫。即便到了冷战末期，美国的领导力依然在许多地方受到欢迎。这意味着当时没有任何国家能与美国的实力相抗衡。例如，前南斯拉夫学者米洛万·吉拉斯1992 年提到，如果美国的实力衰落了，那就“开启了万恶之门”。1990 年世界另一端的日本正处于经济上升期，日本高官天谷直弘说：“不管我们愿意与否，如果没有美国的维护，何谈自由世界和自由贸易体系。日本顶多也就想当个‘二把手’。”国家的规模也许能导致外界产生爱恨情绪，但近几十年来国家规模是稳定不变的，因此光凭这一点无法解释为何反美主义会在不同的时间段出现起伏。

除了国家规模大之外，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现代化的象征，有些人认为这对自己国家的文化是一种威胁。19世纪，抵制工业社会的欧洲右翼和一心改造社会的左翼，分别对美国怀着恐惧和藐视的心态。如今，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类似的情况。在某些地区，人们不但拒绝引进美国文化，而且厌恶美国文化本身。2002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43个国家中有34个国家的人同意下述观点：美式理念和风俗习惯在本地传播会造成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