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流行文化持如此的蔑视态度是不恰当的。因为流行文化中往往包含着潜在的图像和信息，这些信息关乎个人主义、消费选择，甚至包含能对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价值观。本·瓦滕伯格认为，美国文化中虽然掺杂着浮华、性、暴力、无聊和物质主义，但它们并不能代表美国文化的全貌。与此同时，还有开放的、灵活的、个人主义的、反正统的、多元的、唯意志的、平民主义的、自由的美国式价值观。“正是这些内容，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将人引向影院等地方的售票处。这些与文化有关的内容，比政治或经济更具威力，它们能驱动政治和经济。”1961年，诗人卡尔·桑德堡写道：“什么？好莱坞比哈佛重要？没错，好莱坞虽然比不上哈佛纯净，但它的触角伸得更长。”甚至连流行的体育运动也能在沟通价值观方面发挥作用。

“美国生来既不是军事霸权，也不是商业怪兽，而是一个环境宽松的地方，少了些僵硬的教条，多了些自由的气氛。在这里，任何人只要竭尽全力努力争取，就有机会出名致富。”在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为数不少。全美职业篮球联赛用42 种语言向全球212个国家的7.5亿个家庭播放。职业棒球联赛以11 种语言传递到224个国家。2003 年美国橄榄球联赛超级杯比赛吸引了全球约8 亿观众。2002 年，美国电影在全球的观众人数为73 亿，这个数字与收看美国体育赛事的总人数旗鼓相当。

信息和娱乐之间从来就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而且在当今的大众传播媒体中二者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某些流行歌曲的歌词也能产生政治效应。比如20 世纪90 年代，贝尔格莱德当地一家名叫B–92 的异见广播电台就曾反复播放美国嘻哈乐队“公敌”的一首歌。歌中唱道：“我们的言论自由就是，要么自由要么死亡；我们要与任何权力做斗争。”运动队和明星们的行为方式、他们在电视或图片中的各种形象，也能传递政治信息。就传递价值观的能力而言，图片比文字更强大。好莱坞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视觉符号制造者和出口者。就连吃快餐也暗示着向传统方式发起挑战。一个印度家庭形容他们外出吃麦当劳是品尝“一小块美国”。

从负面效果来看，伊拉克战争后不少伊斯兰教徒开始抵制可口可乐，他们转而购买可口可乐的山寨版“麦加可乐”，或者一种名叫“穆斯林起来”的饮料，并以此作为“抵制以色列产品和美国大品牌的替代品”。

流行文化的政治效应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荷兰历史学家罗布·克鲁斯指出，早在20 世纪的消费革命之前，19世纪欧洲航运公司和移民团体就在海报中把美国西部勾勒成自由的象征。欧洲青年“成人后所建设的富有意义的世界，都带有美国要素和象征”。1944年的美国商业广告纳入并扩展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四项自由”主张，从而强化了官方的公民教育。“一代一代在不同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欧洲年轻人，无论身处冷战铁幕的哪一边，都分享到了不同文化选择的愉悦……牛仔服、可口可乐、某一种香烟品牌，每样东西都拥有一层附加值，使年青一代得以表达自我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