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我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认识了米顿·弗里德曼，当时他被认为是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右尔翼主义者。大部分人嘲笑他对货币的看法，其“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都是货币现象”的观点也同样受到嘲笑。然而，即使是消费的永久收入假说——这个论证严密的模型说明消费需求取决于家庭的长期预期收入——也受到了毫无道理的批评。

弗里德曼对于公共政策的贡献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表述得最为确切，但是由于人们的忽略而被遗忘。因此，我在读博士时未能学习到弗里德曼具有预见性的思想，其中包括实行发放学校代金券、统一个人所得税税率、士兵全部自愿入伍、通过实行负收入所得税进行福利改革、社会保障私有化、实行浮动汇率等政策，也未能学到货币数量增长和平衡预算之间的规则。20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提出的思想在当时看来是比较激进的，但是他的许多思想如今已经成为主流政策得以实施，还有一些也已被列入议事日程。例如，士兵全部自愿入伍的措施已经实行了许多年，已得收入抵减税额也成为负收入所得税的一种形式，统一税率的个人所得税可能会成为国会未来讨论的重要议题，华盛顿地区和其他一些州正在考虑推行学校代金券。目前对美国社会保障改革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个人账户的程度和范围，而不是能否实行私有化。从现在开始，我们可能会遇到与社会保障私有化类似的讨论，即有关毒品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这也是弗里德曼最近提出的政策建议之一。我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将会谈及这一问题。

1976年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只是经济学界承认弗里德曼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个方面。事实上，20世纪在政策影响方面，唯有凯恩斯可以与弗里德曼相媲美，但二者关于政府作用的观点却截然不同。凯恩斯之所以具有影响力，是因为他认为大萧条起因于个人经济的失灵，他主张政府应较多地干预经济；与凯恩斯相反，弗里德曼则认为大萧条是由于政府失灵，特别是货币政策失灵造成的。因此，大萧条并没有使弗里德曼成为大政府的支持者。此外，他还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防止通货紧缩上的失败经历作为支持货币规则的依据。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保持低通货膨胀率已成为中央银行的主要任务，自由市场和产权保护也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政策——弗里德曼无疑成了这场思想较量的获胜者。

想了解弗里德曼思想的非经济学专业人士最好读一下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和《选择的自由》（Free to Choose）两本著作。他的自传《两个幸运儿》（Two Lucky People）（由他和妻子罗斯合著，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记录了他从非主流学者转变为主流经济学家的个人经历。但是，我认为弗里德曼的影响主要来自于其思想的力量，而不是因为他直接参与了政策制定。事实上，弗里德曼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政府工作了一段时间，包括帮助政府建立收入所得税预扣制度。因此，在他的自传中对学院派经济学家提出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建议，即“一定要在政府里工作几年——但仅仅几年就已经足够了。如果你在政府工作超过两三年，你就会深陷其中，不能再把精力集中到学术研究上”。我不同意弗里德曼的看法，我也只在这件事上与他的意见不同，我认为对于一个希望始终在学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学者，在政府工作两三年也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