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0月，当得知我以前的芝加哥大学同事罗伯特·卢卡斯荣获诺贝尔奖时，我简直欣喜若狂。我不顾当时还是芝加哥时间的清晨6点30分，就急切地往他家打电话。但令人遗憾的是，电话却打到他的前妻丽塔那里（通讯录上记的卢卡斯的电话号码还是1984年我和他一起在芝加哥大学共事时他给我留下的）。很明显我把丽塔从睡梦中吵醒了，但是很快她就清醒地问我为什么这么早给卢卡斯打电话，我告诉她是为了祝贺卢卡斯获得诺贝尔奖。出乎我的意料，丽塔听了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而且非常激动。不过，她的第一个问题令我更吃惊，她问：“卢卡斯是单独获奖还是和别人一起获奖的？”当我回答他是单独获奖时，丽塔显得更加兴奋了。

第二天，我才得知在丽塔与卢卡斯的离婚协议上已经写明，她将得到卢卡斯1995年诺贝尔奖奖金的一半。因此，前一天早晨我在不经意中告诉丽塔她将得到50万美元；而且，她最终也得到了这笔意外的财富。无论丽塔如何高兴，也无论她对卢卡斯是单独获奖还是与别人共同分享奖项而感兴趣，卢卡斯并没有因为我打电话给丽塔而不悦，而且当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谈到离婚协议时，他毫无怨言地说：“协议就是协议，我们理应遵守。”

我在芝加哥大学教课时，曾在办公室的门上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道：“除了罗伯特·卢卡斯，其他人禁止吸烟。”除了卢卡斯，我难以忍受其他任何经济学家与我谈话时吸烟。这种行为与我认为授予卢卡斯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一个伟大的做法相一致，虽然很多经济学家也为此翘首企盼了好几年。 20世纪70年代，卢卡斯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使该学科的研究中心发生了永久性的改变。而且，他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支持者，他们倾向于运用市场出清或均衡的方法研究问题；同样，他的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批评者，这些批评者主要是凯恩斯主义者。

1972~1975年间，卢卡斯发表了几篇重要的文章，将约翰·穆特（John Muth）的理性预期思想运用到经济周期的货币理论研究中。以往的研究是在简单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认为通货膨胀率上升必然导致失业下降和经济增长。但是该理论的假定前提是工人和厂商获得的信息不完全，因此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犯同样的错误。例如，通货膨胀率上升被假定为会提高工人的工作意愿，因为工人不断得出错误的判断，认为他们工资的实际购买力超过了名义工资。

卢卡斯的理论认为人们的预期是理性的，他们只是暂时被货币现象所迷惑（理性预期并不等同于完全的信息或完美的预测）。特别是货币供给的非预期增加和价格水平的非预期上升只能使工人暂时错误地认为他们的实际工资水平上涨了；与此相同，生产者暂时相信他们卖出商品的价格相对于其他商品的价格上涨了。由于这些原因，货币刺激将造成经济的短暂繁荣，但是不久人们就会意识到他们的错误预期，于是经济繁荣的趋势就此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