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开始寻找可以证明个人的众多意念比个人的单一意念更有效的证据。我收集到的证据相当鼓舞人心，主要是来自“超脱禅定法”（静思默念真言）。有证据显示，一群人如果心意合一，就能让本来随机的零点能量场变得较有秩序。

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前人铺好的道路。我所能告诉你的，就是在我面前展开的一片没有人居住的开放地域。

有一个晚上，我丈夫布赖恩（他在许多方面都是个天生的创业者）突然给我提了个看似荒谬的建议：“为什么你不自己来搞些群体念力实验？”

我不是物理学家，也不是任何领域的科学家。我上一次做实验还是在初中的科学实验室。

但我却拥有许多科学家难以获得的资源：庞大的潜在实验群众。群体念力实验要在一般实验室里进行是异常困难的，研究者需要招募到数千个参与者才行。而他要怎样找到他们？要找什么地方来容纳他们？又要如何使他们在同一个时间想着同一个意念？

同一本书的读者就是一群理想的实验群众。他们既然会挑选同一本书来读，就代表他们大致有着相同的志趣，也因此会较有意愿参与同一个实验。事实上，透过电子报和其他《疗愈场》衍生的活动，我早已拥有一大批固定读者。

我把这个构想告诉给普林斯顿工程学院的荣誉院长罗伯特·雅恩和他的同事布伦达·邓恩，后者是心理学家，管理普林斯顿的工程异常研究(简称PEAR[梨子]）实验室。两人是我在为写作《疗愈场》而从事研究时认识的。雅恩和邓恩花了大约30年时间刻苦研究，积累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念力可以影响机器。他们都是绝对的科学方法遵行者，绝不是信口开河的怪胎。雅恩是我见过的极少数说话时字斟句酌的人，而邓恩在实验和说话两方面同样追求完美。如果他们同意参与，我将保证我的实验计划不会漏洞百出。

他们两人身边也有一大批科学家可供调遣。身为国际意识研究实验室的负责人，他们的许多同事都是意识研究方面赫赫有名的科学家。邓恩也管理“梨子树计划”（PEARTree），其成员皆为对意识研究深感兴趣的年轻科学家。

两人听了我的构想后反应热烈。我们碰了好几次面，研究各种可行的方式。最后，他们找来了弗里茨－阿尔贝特·波普，请他进行第一回合的实验。我在撰写《疗愈场》期间就听过波普的大名。他是德国诺伊斯生物物理学国际研究所的副所长，也是第一个发现所有生物都会发出微光的人。因为这一发现，波普成了享誉国际的德国科学家，他也是一位严谨科学方法的坚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