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企业改革就转向了承包制。

厉以宁：承包制是作为股份制的替代方案提出来的，股份制原来也有试验，但是股份制已经被批为“自由化”，就开始实验承包制。

马国川：为什么又选择了承包制呢？

厉以宁：虽然大家看到了承包制有问题，但是又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克服的。如，认为企业“苦乐不均”的问题可以通过基数的平均化来克服，用延长承包期的办法抑制短期行为，等等。于是，在1987年掀起了企业承包的第二次高潮。到1987年底，大中型企业有80%实行了承包制。

马国川：这时候出现了另一个改革典型马胜利，被称为“中国企业承包第一人”。他先后获得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企业家等400多个荣誉称号，奖状、证书填满7个箱子。1987年，马胜利跨越全国20个省市承包100家造纸厂，组建“中国马胜利纸业集团”。1988年，由于扩张速度过快，纸业集团效益出现大面积滑坡，马胜利最终被免职。

厉以宁：周冠五也是改革风云人物，他以“承包制”和大规模的并购而成为中国企业改革的先锋。周冠五严格管理，激发工人积极性，改革似乎一夜成功。改革后的前三年，首钢利润净额年均增长45%，上缴国家利润年均增长34%，到1989年，首钢实现利润年均增长依然保持135%，是当时全球钢铁公司年均利润增长率的24倍。首钢的业绩，足以让全国产生幻觉，以为国企的痼疾在于内部管理无序和自主权不足，只要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它们是完全可以在产权不变革的前提下完成改造。

马国川：但是到1995年，首钢因过度扩张而陷入困境，领导班子也出现了问题，周冠五被免职。从步鑫生到马胜利，再到周冠五，这些改革人物从辉煌走向黯淡，是偶然的吗？

厉以宁：当然不是偶然的。在各种看似不同的个人因素背后，国有企业选择的改革路径是他们最终失败的根本。承包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具有本质性缺陷，即它在把部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交给承包者以后，企业产权的界定不是清晰了，而是更模糊了，发包者与承包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双方侵权的行为更容易发生。承包制没有也不可能使企业获得充分的自主经营权，也不可能实现政企分开和企业间的平等竞争。它不但没有改革现行体制，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现行体制，加大了改革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