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对。一个国家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穷而不知道穷的原因，更可怕的是找错了穷的原因。例如，我们这里就有很多人把中国的贫穷归咎于外国的侵略，这是很荒唐的。美国的富有是整体效率高的结果。并不是一个政策、一项运动或一个措施就能达到的。它贯穿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写这本书就是希望把我的这个体会传达给中国读者，用经济学的原理为普通读者说明市场经济的运作，引导读者自我思考，体会出自己能掌握的经济学来。这本书使我收到许多读者来信，不少人说这本书改变了自己的思想方法，改变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甚至改变了人生观。这是很出乎我的意料的。当然我感到极受鼓舞。

马国川：这本书的特点是从老百姓熟悉的事例中说出让人意料之外的道理，不像有的学者堆砌大量学术概念，让一般人敬而远之，您的这种点化大众的方式，是自觉而为的吗？

茅于轼：我一直认为，只有将理论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才算真正掌握了它。对司空见惯的现象深入再思考，用最平凡的常识来检验熟知的理论，这是我经常运用的研究方法。我想问题从最基本的常识出发，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然后把问题想透，再动笔写。我的信念是：经济理论必须逐条地都可还原为经济现象。一切经济现象也必定有相应的理论可以解释。

马国川：如果说，《择优分配原理》是专业的经济学书籍的话，那么自写作《生活中的经济学》以后，您就逐渐偏离了纯粹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茅于轼：我并不觉得遗憾。我要为社会提供最为需要的东西，普及经济学知识，让中国人更快地致富。

马国川：所以，在《生活中的经济学》之后，您又出版了《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一书。

茅于轼：我到过很多国家，包括发达富裕的美国、一些贫困和落后的非洲国家，又在中国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代。从个人经历和见闻中，我始终在思考致富之道何在？中国为什么穷？作为搞经济的，我在《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一书中列举以下妨碍我们致富的司空见惯的事情：你跑步追赶公共汽车，刚要跨上车门，售票员却把门关上了；你没在信封上写上邮政编码，信被邮局退回来；大街上有人吵架，围观者众，因而阻塞交通；红灯抢行，岔路口乱作一团，彼此动弹不得；执法人员把乱摆摊位的小贩的货物掀翻在地，甚至把小贩的三轮板车扔上卡车拉走；开会时因某人迟到，大家等上十几分钟或者更长时间，等等。上述例子只是妨碍中国致富河流中的几滴水，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妨碍了一个国家财富的创造、积聚，并造成已有财富的浪费，最终导致国家贫血。这类事情，追根溯源，每个人都有使国家致富或变穷的责任。那么，改变一下你办事的习惯，国家财富就会有所增加，从而，你所支付的同样劳动就会得到更高报酬。就是说，一个人物质生活的丰歉，不仅取决于本人所创造的价值的绝对量，而且还取决于同一个社会中其他人的工作质量和效率。从经济学观点分析，种种人为使然的不合理使生产潜力得不到发挥，人们的劳动没用于生产，而是用在了抵消别人劳动成果的努力上，还有浪费普遍存在。这些点点滴滴的摩擦因为滴漏了国家的财富，也妨碍了个人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