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您从数学规划，进入了经济学领域，然后又来到了道德、人权的研究领域，这样的跨度让人感到有些太大。自由、人权等话题是很多经济学家不讨论的。您走得似乎太快，有时候，我甚至感觉您好像跟这个时代有脱节，或者是有些理想主义。

茅于轼：我想问题有个特点，都从基本的道理出发，基本道理是可以站得住脚的，所以从这些道理推算出来的结果我比较有信心。人的思想总会有他想不到的地方，所以我欢迎大家来和我讨论，纠正我思考不完全或者错误的地方。你说我走得比较快，涉及的面越来越广，其实，我就是从最基本的东西出发，我想的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你看，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他就讲“自由就是发展，发展就是自由”。我讲的一套东西跟阿马蒂亚?森不谋而合。我是自己归纳出来的。我是过来人，“文革”前“反右”时我就当“右派”，40多年了，这么长的时间里头我还归纳不出来呀，根据亲自体验，我认识到平等自由是多重要啊！人的历史就是追求平等、自由的历史。经济学家也有不同的情况，有些人不是不懂得道德、人权等问题的重要性，懂得很，但是这个事很有风险，还是不讲为妙。当然，也有一些人根本就没想过经济增长跟人权有什么关系，跟自由有什么关系。

马国川：您和许多经济学家确实不同。例如，您退休后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搞民间扶贫，主要是活跃在民间。您对问题的研究和政策建议，大部分也着眼于改善市场环境、保障个人权利、促进经济自由、维护社会公正等根本性问题，虽然意义重大，但是难免给人脱离现实、过于理想化的印象。

茅于轼：个人情况不同，个人的道路不同，个人的约束不同，个人的追求也不同，所以产生很多不同的选择，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更愿意做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我不脱离实际，没有理想的实际是盲目的，必须要有理想。

马国川：那么作为一个很有特色的经济学家，您如何认识中国改革30年？

茅于轼：我觉得，改革30年在三个方面有非常伟大的成功。第一个是财富的增加。我们现在看到不管是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或者中等城市、小城市都能看到很多新建的房子，大城市有地铁，财富是非常大的丰富，我们在改革以前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改革以前中国是一个穷人国，全世界的革命都是穷人造富人的反，然后少数的穷人变成富人了，但是贫富还是照样，不过富人换了一批人。但是中国是不同的，彻底消灭了富人，农村的土改消灭了富农，在城市里打倒了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到“文革”的时候，全国性的大抄家，把稍微有一点儿钱的人手里面的金银财宝古董通通都没收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全中国没有一个富人。这是中国改革非常特殊的条件，幸亏邓小平同志提出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才有改革的开始。我们今天财富的增加跟30年前一比，好像是做了一场梦，如果一个人睡一觉睡了30年，今天醒过来一看，你都不认为现在还在中国了，你好像到了外国去了。第二个是自由的扩大。在改革以前，中国人没有行动自由，农民要进城是不行的，其他城市人要到北京来也要开证明。人们也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叫你在哪儿待着你就在哪儿待着，连婚姻的自由都不太有，婚姻都需要领导批准。改革以来，国民的自由度越来越多了。可以自由进城了，可以考公务员了，也可以出国，有了选择工作的自由，可以当公务员，可以下海，下了海还可以再考公务员，你不愿意在中国干你可以到外国去干，可以跟外国人做生意，外国人也可以到中国做生意。第三个方面就是对内和对外的开放，中国融入到世界这个大家庭里面，中国是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成员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是很多国际机构的重要成员。国民不断地到国外去，国外的人也不断到中国来，中国变成充分交流的国家。这三点变化，我觉得是30年改革最重要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