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会中文啊！”警察背心叫了一声。钥匙串接着说下去：“那掉头回城里去，天色再晚点，这城外就不安全了！”

“我要继续走。”“不行！”“我必须走。”“就是不行！掉头回去，明天再说！”我该怎么跟他解释？“我今天必须往前走！”“你要走去哪儿？”“乌鲁木齐。”“乌鲁木齐？那可还有两百公里呢！”

钥匙串似乎渐渐觉察到了几分蹊跷。“等会儿！”他说，“你去乌鲁木齐，干吗不开车？”

“我一直都走路，我是走着来的，也要接着走下去。”

“走着来的？从哪儿走着来的？”“从北京。”“北京？！”中国人爱在句末加上一个“啊”字表示诧异，“北京啊？！”钥匙串把最后一个音节拖得很长，“徒步啊？！”

“对。”

两位警察互换了一个惊诧的眼神，转而上下打量起我来：个头一米九多的老外，衣服有几处磨破了，胡子、头发因为长期没有修剪而蓬乱不堪，眼里布满血丝，拖着一辆白色的拉拉车走在戈壁滩上。

突然，钥匙串好像想起了更为重要的事情，“护照！签证！”他吼起来。

我深吸了一口气，耐着性子，开始在拉拉车深处翻找他索要的证件。

我从眼角瞥见警察背心好奇地朝前探出身子，钥匙串在一旁正举着对讲机说着什么。从收费站周围的店铺里围拢来一群看热闹的农民。长头发、长胡子的老外在大戈壁里撞上警察，嘴里还一刻不停地嘀咕着鸟语，这在此地已经能算上一桩不小的新闻了——我激起了他们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