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血的双脚

第二天早上，房间里冷得我们能看到自己呼吸冒出的气团。到院里刷牙，朱辉和我就像两个疯子般不停地拍手，冰冷刺骨的水将它们冻得通红。

朱辉笑着问我：“小雷，今天走到保定？”

“三十五公里，完全不现实嘛！”我抗议道，一边想起了自己曾经给自己定下的那些走路的规矩。其中一条便是，每一米都必须是走的，而朱辉显然已经另有打算。

没过多久，国道上，背包不再像五行山压着孙悟空般地压在我肩上，它与我并排同行着：朱辉把它绑在自行车上，准备一路推到保定。这样一来，只背着两个相机，我的脚步的确轻松不少。尽管每迈出一步，脚趾间的水泡都灼烧般地疼。朱辉的速度不容小看，每次我停下来拍照后，都得小跑才能赶上他。

不知什么时候，他在我前方完全消失了。

淡淡的薄雾笼罩着路面，我靠在一根电灯杆上，抬起右脚，活动一下每根脚趾。忽然觉得鞋里湿漉漉的，也许是某个水泡破了。远处，我隐约看到朱辉弓着腰骑在车上的身影，但一辆拖拉机驶过，我又看不见他了。

全部家当都在背包里，我一边想着，一边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丝毫没有为此而紧张。要是在几天前，情况肯定不一样：有一次，我为了防盗而带上了自己所有贵重的东西进公共浴室，却被琉璃河旅馆的老板娘撞了个正着。她的笑声还清晰地回响在耳边。

塞上耳机，瑞典死亡金属乐队Dark Tranquillity（寂静黑暗乐团）的一张老专辑。这方法还挺奏效：一群北欧小伙挥舞吉他，倾倒出一瀑接连一瀑音阶，弄坏了一架又一架鼓、一根又一根声带。我淡然地迈着步子，向保定前进，我感觉自己就像那犹太神话中被施法便能行走的人偶。

走进一家小卖部，我买了一瓶冰红茶。“您有没有看见一个人用自行车推着一个大包从这儿经过？”我问柜台后的那个老人，他一边数着找给我的零钱，一边从容地摇了摇头。屋内的时间仿佛已被无限拉长过：灯泡吊在天花板上，散发出橘黄色的光，厚厚的门帘将寒风和日光同时挡在门外，货架上的饮料瓶和薯片上积起了厚厚一层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