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的动脉也同样被堵塞了。由于学校经费不足，大量的技能课程无法设立。失业率下降到10年中最低的6%，但商界人士现在抱怨说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聘请毫无准备和不合格的应聘者。在巴西，学生在学校的平均学习时间只有7年，是所有中等收入国家中最短的；中国的平均收入水平要低得多，学生们平均在学校要度过8年的时间。巴西还短缺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制造和服务水平明显下降。工资不断上涨，使移居国外的巴西飞行员辞掉亚洲和中东的工作返回巴西，但是国内航空业的服务标准仍然下降了。被取消和延误的航班数量在每个月的月底都会上升，因为没有足够的飞行员，而且飞行员每个月的飞行时间存在法律限制。甚至连里约高档酒店的服务水平也下降了——伊帕内玛海滩的房间每晚要上千美元——有时会在傍晚前才匆忙打扫房间。

这似乎有悖常理，但是巴西高昂的劳动力价格和运输成本是投资太少的直接后果。中国的总投资（从新工厂到新学校，所有的一切）已经走得太远，过去10年中攀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0%，而巴西多年停滞在不到19%的水平，在新兴世界中属于最低的。尤其是巴西整体投资中用于新的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港口）的比例只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而新兴市场的平均比例是5%，中国是10%。在平坦的新公路上驾驶的体验在中国习以为常，在巴西却是不可思议的。这也就难怪卡车为什么需要两三天才能进入圣保罗港口，也难怪似乎巴西所有的一切都是匆忙的、落后于进度、供不应求。考虑到该国的过往表现，经常去里约的游客看到原本要为2016年奥运会修建场馆的地块依然空空如也，会怀疑巴西是否真的能够如期建成。

对一个经济体系内劳动力和设备整体使用情况的评估指标被称为产能利用率，该指标在巴西高达84%，比其他新兴市场的平均水平高出5个百分点。如果企业为员工和货物支付高价，这些成本将会转嫁到客户身上。正是这种产能的根本缺乏，才让巴西的经济引擎在相对较低的发展速度下产生过热，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只有4%时推高价格，而中国的经济增速为8%。简言之，这就是我在里约需要花费24美元来买一杯贝利尼鸡尾酒的原因。

不思进取的巴西模式

中国在过去30年中进行的所有重大改革，都带来了巨大的开放性，让农民可以自由地迁移到城市，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投资。而在巴西，所有重要的改革都是要把经济固定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之上。在控制恶性通货膨胀方面功劳最大的巴西总统是费尔南多·科洛尔·德梅洛，他在1994年创建了雷亚尔并让其紧钉美元，一劳永逸地结束了新货币的不断引入。当金融危机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席卷新兴市场货币并威胁巴西时，当时的新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通过推动控制开支的新举措来稳定巴西，其中包括一项让那些有特别想法的巴西州很难大量借款的预算法案。最为戏剧性的例子是卢拉，他在2002年通过激进的竞选纲领当选，其中包括对债务违约的含蓄威胁，让外国投资者们惊慌失措。卢拉开始执政后却改弦易辙，所采纳的方案跟卡多佐的预算约束没有多大差别，原因很简单：他懂得通胀对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冲击最严重，这些人是卢拉所属的劳工党的核心。巴西似乎完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2007年4月把通货膨胀率降到3%以下——跟美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