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与巴西富商埃克·巴蒂斯塔有关。由于犯罪率高以及对富人的仇视，他跟里约热内卢的很多大亨一样，在一群保镖的簇拥下出行（这也是巴西成为世界第二大装甲车市场的原因）。他走到哪里都带着护卫犬埃里克，还有他的黑莓手机，不断查询他大量持有的股票的价格。

巴蒂斯塔现在是世界十大富豪之一。他的志向是超越首富、墨西哥的卡洛斯·斯利姆，他显然找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正确方向。对于巴蒂斯塔来说，这跟利润、生产率和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有关。是什么驱使着他并不重要，关注利润和为股东提供价值比20世纪90年代危机爆发之前新兴市场中大亨们的做法已经有了很大进步，那时这些大亨关心的是创建尽可能大的帝国，而无论这个帝国是如何效率低下、缺乏重点或负债累累。在“CNBC文化”的驱动下，痴迷于效率对巴西可能是一件好事情。

该尝试一下了

政界似乎没有表现出类似痴迷的迹象。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失衡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巴西人却刚开始认识到他们的经济定价过高。大部分巴西人似乎满足于这种低迷的状态，或者他们只是想方设法绕开这些障碍，比如圣保罗建在屋顶的停机坪网络。

巴西需要开始尝试承受一些风险来打破低增长的格局。尽管巴西是世界上主要的出口国家，它仍然是世界上保护主义最严重的“正常”的经济体之一，跟朝鲜那种特别的情形有所不同。巴西维持着过时的贸易垄断，这也是为什么贸易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仅有20%，在所有新兴国家中是最低的。政府不愿意降低壁垒，担心进口激增将会让贸易赤字恶化，但是国外竞争能够帮助巴西激发它所缺乏的创新和尝试。

巴西央行前行长阿米尼奥·弗拉加在最近的谈话中向我指出，巴西的人均收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第一个繁荣阶段从美国人均收入的12%上升到25%，然后在迷失的10年中跌落到16%，在过去10年中又重回20%。现在他担心终止了巴西第一次繁荣的周期性疯狂消费和自满会卷土重来。弗拉加说：“在这方面，我们似乎无法摆脱我们的伊比利亚起源。”他指的是巴西原殖民者葡萄牙行动缓慢的福利国家文化。如果巴西不进行改革，每年增长4%都会面临巨大的压力，这还不到中国近期增速的一半，除非上帝真的是巴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