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维系中朝间历史形成的宗藩关系，那次清政府的表现还算强硬，立刻派遣李鸿章的淮军吴长庆部出兵朝鲜，镇压了兵变，拘捕了李罡应并将其解往北京。

完事后，清政府还留下3营兵马常驻朝鲜，拿枪杆子看住这块藩地。

日本人这次算是碰了个硬钉子。

然而，两年后，日本人又策动一批由亲日的朝鲜贵族青年组成的开化党，发动“甲申事变”，劫持国王，再次组成亲日政府，扬言要对清政府“废止朝贡虚礼”，结束彼此的宗主关系。

中国人当然也没有示弱，朝鲜的中国驻军在记名总督吴兆和与总理营务处的袁世凯的率领下，攻入王宫，逐走日军，很快平息了事变，并将朝鲜国王迎至清军营中。

但日本人这回却不肯相让了。

日本政府迅即派出铁甲舰“扶桑”和巡洋舰“比睿”，携带陆军从仁川登陆，摆出了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模样。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也不敢怠慢，一面急令丁汝昌等率“超勇”、“扬威”、“威远”3艘巡洋舰赶赴朝鲜马山浦，一面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斡旋。中日两国军队在朝鲜仁川附近相互对峙，剑拔弩张。大规模军事冲突，眼见将是一触即发。

然而这次的争斗与两年前相比，形势却更加微妙。

这当口，正是中法战争形势极为错综复杂的关头。法国军队在陆上战争吃了败仗，而海上交锋却大大得了手。清王朝的南洋水师在福建马尾惨遭覆灭，法国舰队正挟马尾海战胜利之势，封锁台湾海峡，进占澎湖列岛，断绝中国南粮北运的通道。

日本政府选准此时发难，无疑是要置清政府于两面受敌之艰难处境。清政府两面俱要到，结果是两面俱不到：既不敢对日本人下手，也不敢与法国人较真儿，只好两面妥协，一面在老将冯子材于镇南关、谅山大败法军的胜利形势下，与法国签订了《中法停战条约》，一面在天津与日相伊藤博文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