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做着强国梦的李鸿章，也曾经为中国的崛起而呕心沥血、奔走筹措。在恶劣的封建官场政治环境中，锲而不舍小心翼翼地推行着富国强兵的政治改良主张。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气焰，他也曾拍案而起，据理抗争。在马关谈判遭刺客击伤后，他还“心虽忧而气不绥，力疾筹商一切，虽重伤卧床，仍坚持口授机宜”。在折冲尊俎的谈判桌上，他也曾对日本人直言相告：“贵国在战局上占据主动，什么条件都提得出来，这不奇怪。但物有极限，若一意孤行，未必对贵国有利，风物长宜放眼量。”

联系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事实，不能不说李鸿章的眼光还是有不失敏锐之处。我们在清算了他本人应承担的、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后，也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李鸿章，也曾经是一代爱国精英人物的代表。

可在封建专制腐败不堪的清皇朝的统治之下，他又能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作为呢？他甚至连他的恩师曾国藩让大清王朝回光返照40年的道行也没有了。甲午之败以后，大清王朝仅仅苟延残喘了16年。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之败乃是历史之必然选择。今天不败，明天也要败；

今天不亡，明天也要亡。割地赔款，那算是最便宜的历史惩罚。李鸿章私下曾言：“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裱糊，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风小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必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不无道理。

1905年9月5日，日本挟战胜沙皇俄国之势，逼迫沙俄承认其在朝鲜的特殊权益。

同年11月18日，日本与朝鲜签订《乙巳保护协约》，成立统治朝鲜的专门机构——统监府，伊藤博文为第一任总监。对这一明目张胆的侵略吞并行动，除一些悲愤奔走的朝鲜爱国志士外，列强世界完全听之任之，没有任何抗议行动。

1910年8月，日本再次迫使朝鲜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最终灭亡了朝鲜。至此，朝鲜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应该说明的是，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邀，进入朝鲜镇压人民起义，也是一种干涉别国内政的不义行为，应该受到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