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同志的话来说，这就叫做“个人不能左右历史，历史却要左右个人”。事实证明的确如此。日本一投降，杜鲁门就公然声称美国要“领导世界”。当领导嘛，当然就得选那些听话的人来领导，选择那些能满足自己利益的人来领导。而在山姆大叔看来，在中国，当然的选择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不管前者当时是多么腐败多么不得人心。杜鲁门政府正是这样做的。美国政府一面支持国民党政府垄断对日受降权，一面还派出6万多海军陆战队在中国沿海登陆，帮助把远在中国西南的国民党军队运送到华东、华北和东北打内战。虽然他们同时也在促成国共之间的和谈，但那划定的模式是削弱共产党而加强国民党。1949年夏天美国政府公布的白皮书也承认，美国政府当时甚至还考虑过直接以武力进攻共产党军队，只是因为这一行动规模宏大，美国公众将无法接受，加上其他诸如国际环境方面的原因，才改为采取在军事和经济上援助国民党的方针。

不过当时双方在冀东、胶东等地仍然发生过小规模的冲突。比如1946年7月26日在平津公路上的“安平事件”，美陆战第一师就和八路军冀东军区部队交过手，美军当时也没占上风，被击毙3人，伤12人。电影《停战以后》就曾经再现过这个真实事件。后来全面内战爆发，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一直对美军可能的介入保持高度的警惕，特别是解放大军挥师南下进入美国在华利益比较集中的地区时更是如此——中共中央在考虑南下作战时，就已经把“美国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作战计划之内了。解放大军横渡长江后，刘邓的第二野战军一直在长江下游停留到9月，其主要目的就是准备抵御美国军队可能的干涉。

美国人当时还算明智，没敢动手，还挺自觉地从青岛撤了军。新中国建国前夕，中美关系曾经有过一个发展的契机。南京解放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一直没有返回美国，而且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共方面保持接触，探讨发展关系的可能——这当然也不是为司氏本人的个人意愿所驱使，而是奉杜鲁门政府之命的官方行为。然而这个契机还是被杜鲁门政府给错过了。杜鲁门政府为根深蒂固的强权政策和观念所驱使，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要干涉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条件，而且要求新中国政府继续承担国民党政府的“国际义务”——说白了就是继续维护美国的在华特权和利益。这当然没戏——双方距离实在太远。这也是明摆着的，新中国与旧中国泾渭分明之处，就在于此。这一切的一切，都注定了历史会顺理成章地演进这样一个过程：奉行强权政治、热衷于干涉别国内政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与代表着中国革命利益和民族利益的新中国，必然会发生对抗与冲突，而且极有可能向远东的国际政治舞台逐渐扩展，直至面对面地过招较量，甚至演出一场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血肉大碰撞。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还是徐焰同志那句话：“个人不能左右历史，历史却要左右个人。”历史还要左右地点——较量的舞台。顺理成章，这个舞台被历史左右到了朝鲜半岛。不过毛泽东再神，这当口也不会想到这个碰撞会来得这么快。而事实上，在历史时刻表上，战争已经进入了倒计时。1950年5月，李承晚集团在“大韩民国国民议会”选举中遭受挫折，在总共230个议席中，仅取得49席。1950年6月18日，美国国务卿顾问约翰·杜勒斯视察了三八线。视察你就视察呗，可这位生性耐不住寂寞的人生性就怕人家拿他当哑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