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举一个当代的例子来说明“正常的疯狂”，本·拉登这样的“独裁+恐怖分子”可谓榜上有名。或是像罗腾堡的阿明·迈维斯这样的食人魔，甚至连好莱坞都拜倒在他脚下。但是萨达姆让一个国家乖乖听了自己这么多年的话，本·拉登和美国人成功地玩了那么多年“躲猫猫”，阿明·迈维斯相当嗨皮地自导自演，还明显获得了极大的快感……所有这些人都没病，而是残暴。心理治疗可以疗伤，却无法清洗一个人残暴的灵魂。所以对于这种货，还是麻利地送到审判席比较痛快。

最近大脑研究专家正在哭爹喊娘地推销一个新想法：对那些“不愉快阴暗面”，我们正常人纯属无辜，应该免责嘛！大脑学者格哈德·罗特（GerhardRoth）捋着胡子叫嚣，我们在所有这些方面根本没责任！刑法压根就应该取消，犯了罪也不应该被送到监狱里去。本来就是，做了坏事儿不怪我，你找我的大脑算账去！我也是受害者嘛~如果神经递质在我的前额叶中疯狂活动，把我的道德搞得一团乱，凭什么我还要对此负责？

罗特先生和他脑科学研究伙伴的观点算不上特别潮——在290年前这个观点就已经破壳而出了。再往前追溯，在1720年，已经有某个叫托兰德（Toland）的家伙，宣称大脑就是一部机器，按照自己的法则生产出我们的思想。那时候的人倒还有足够的素养，明白这种说法就是扯淡。当然，人们没有钢琴就弹不出钢琴协奏曲，不按琴键也就没有琴声。但实际上，如果没有贝多芬这些作曲家的天才创意，也没有像我女儿们这样的钢琴演奏者，钢琴本身能变成钢琴协奏曲吗？同理，我们所有的思想都对应着大脑的某些物质上的变化，在思想形成的过程中会有一定量的神经递质活动。但如果把钢琴和作曲家或者演奏者混为一谈，这就好比在餐馆里把菜单当成真饭真菜，尽情地嚼卡片充饥了。这个在哲学上叫“范畴错误”，以前人们经常拿它开玩笑。而今天的大部分人，在这种荒诞的谬论了。只有尤尔根·哈贝马斯1这样的哲学家还坚持着“众人皆醉我独醒”，警示大家，这种屁话迟早让我们整个社会秩序变成屁话。可是这种理论为啥会有市场呢？能减轻罪责呗！我们给自己每日“正常的疯狂”找到了一个华丽的借口：对不起啊，过去不是我的错，现在不是我的错，将来也不是我的错，千错万错，都是神经递质的错！——什么战争，什么大饥荒，什么剥削，什么破坏自然……真不赖我们啊，是神经递质在践踏我们。就这样，我们用极富娱乐性的方式让自己溜之大吉。从根本上说，这和我们无关，我们对此负不了责，就这样，我们的那些“无法无天”的行为就得到了科学保证。

这么一来，我们就可以“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舒舒服服去度假，心里坦然地盘算下一次聚会。只有当我们病了，病入膏肓了，才不得不哼哼歪歪地考虑一下，其他人的神经递质一点也不觉得这很好玩。虽然一点点社会责任对自己的舒适感和社会进步是有益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人虽然有点没心没肺，但还不至于狼心狗肺。但千万别蹬鼻子上脸异想天开如果我们跑到了“月亮之上”，是否有更人性化的手段去“风干了病秧”，可以看“有多梦想在自由地飞翔”？病痛对病人来说是一种烦人的神经递质困境，对照顾病人的人、对更愿意出钱买充气城堡而不是褥疮垫的整个社会来说也是。米卡斯·戴克斯把成人用的充气城叫做“健康绿洲”。在小说《多余的》一书中，瑞典女作家描绘了不久未来的社会状况：

说不定哪天，国务院作出决议，那些超过50岁，又没生过娃的人，全都搬到某个超大豪城堡里去！老老实实地等着为器官移植做贡献！之后，这群老家伙将在愉快的氛围中消失。而且，谁捐献得越多，谁“消失”的时候就越幸福。神经递质笑了。

如今完全“正常的疯狂”已经不仅出现在希特勒、萨达姆这些有血有肉的真人身上，在没血肉的理论中也看到了它的“倩影”，不断荼毒着俺们这些纯洁的小心灵。读到这儿，可能您有点小失望，那颗忧国忧民的小情怀突然变成了shit。然而，您不会因为这个“幸福社会”不幸地继续存在着而怀疑起自己的幸福了吧？您知道，反正可以“退出”，您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