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棠初病时，有时讲话前言不着后语，有时则显得不通情理，性情乖僻。我总以为那是老年人性格上的变化，不足为怪。直到有一天，她躺在床上对我说：“去拿把剪刀来，这被子太大了，我要把它剪小一点。”我方才大吃一惊：她是真的糊涂了。也是那一霎那，我心里觉得一种几十年分离也从未有过的孤独。

又一日，家中只有我与美棠两人。下午五时许，美棠忽然喊起了舒舒。我告诉她舒舒去上班了，她并不信，进而起身一间间屋子找去。找不到，她便坐在客厅沙发上，说我故意把舒舒藏了起来。我登时觉得，美棠恐怕永远也不可能恢复她的正常思维了。想到这里，我不由绝望之极，一面打电话把儿女们都叫回来，一面禁不住坐在地上痛哭。

一天晚上，美棠突然说她想吃杏花楼的马蹄小蛋糕。家附近没有，我就骑车去更远的地方买。可等我终于把蛋糕送到她枕边时，她又不吃了。我那时年已八十七，儿女们得知此事无不责怪我不该夜里骑车出去，明知其时母亲说的话已经糊涂。可我总是不能习惯，她嘱我做的事我竟不能依她。

又一次，美棠忽然向我要她的一件黑底红花旗袍。可是并没有这样一件旗袍——又或许多年以前她曾有过，此时忽在陈旧的记忆深流里沉渣泛起。我便找儿女们商量，是否找裁缝找布料重新做一件黑底红花的旗袍来，儿女们坚决反对。也果如他们所言，未等我放下此事，美棠自己就忘得一干二净，再也没提起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