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马皇帝更迭的过程中，马可是做得特别好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他对自己使用权力进行了很大的约束。从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到，没有哪个皇帝比马可更加尊重元老院。他小心谨慎，以便不浪费公共资金。虽然在花钱的问题上他不需要征得元老院的许可，但他还是惯常这样做。而且在一次讲话中他提醒元老们，说他居住的皇宫不是他的而是他们的。在为战争筹款时，他不采用征税的办法，而是将皇室的财产拍卖，这些财产包括塑像、绘画、金花瓶，还有他妻子的一些首饰和衣物。

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写道，马可是“统治从公元96年到公元180年，并带来了‘世界史上人类状况最为幸福和繁荣时期’的五位贤明皇帝”（其他四位是涅尔瓦〔Nerva〕、图拉真〔Trajan〕、哈德良和安东尼乌斯）中的最后一位。19世纪历史学家W. E. H. 莱基（W. E. H. Lecky）写道，这个时期“展现了一种良好政府的一致性，没有一个专制的君主制度能与之匹及。执政的这五个皇帝当中的每一个，都有资格被列入有史以来最优秀统治者的名单当中”。换句话说，作为哲学家皇帝，马可是一个罕有的例子，而作为臣民想要拥戴为王的哲学家，那或许就是唯一的例子了。像其他的罗马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一样，马可不认为安宁的价值需要证明。相反，他认为其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假使有人告诉马可，我们的平常生活也可以提供某种比“心灵的安宁”还要好的东西，马可是不会试图反驳他的；相反，他会忠告这个人转向所说的那种东西，“全身心地投入，并欣喜于你发现的宝藏。”

作为一个成人，马可非常需要斯多葛主义所能提供的安宁。他生病，大概是有溃疡。他的家庭生活也是一个痛苦的源泉：他的妻子似乎对他不忠，而且在她为他所生的至少14个孩子中，只有六个存活。除此之外还有随统治一个帝国而来的压力。在他统治期间，有无数的边境叛乱，马可经常亲自去督战，平息部落的反叛。他自己的官员——最著名的是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Avidius Cassius），叙利亚的地方长官——也背叛了他。他的部下对他粗鲁无礼，他就用“一种镇定的脾气”来忍受这样的粗鲁无礼。公民拿他来开玩笑也不会受到惩罚。在他统治期间，帝国还经历了瘟疫、饥荒和士麦那的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所以，马可有很好的理由在他的《沉思录》中做出这样的结论：“生活的艺术更像是摔跤而不像是跳舞。”

罗马历史学家卡西乌斯·戴奥（Cassius Dio）对马可的困境做了如下的总结：“他没有遇上他应得的好运，因为他身体并非强壮，而又在他的——实际上是——整个统治期间卷入了许多的麻烦。但是对于我来说，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我对他崇敬更深。在不同寻常的特殊困难中，他不仅保护了自己，而且保住了帝国。”戴奥补充说，从最初给安东尼乌斯当顾问，到最后作为皇帝，“他都始终如一，一点也没有变。”

公元180年，马可病重。他拒绝吃喝，以期快点死去。他于当年的3月17日辞世，时年58岁。他的去世，引起了公众悲伤情绪的爆发。尤其是他的士兵，为他的离去深感悲恸。

正像罗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的皈依对于基督教来说是巨大的裨益一样，马可的斯多葛主义对于这种哲学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裨益。然而，马可并没有就斯多葛主义进行布道。他没有给他的罗马同胞们做践行斯多葛主义益处的演讲；也没有将它们见诸于哲学著作。（《沉思录》是一部私人日记——原来的名字叫《给自己》——是马可去世之后才出版的。）虽然马可对斯多葛主义的兴趣似乎使得许多罗马人自诩为斯多葛主义者——也许是为了迎合他——但是这并没有引发对于这种哲学的广泛兴趣。那么，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马可代表了斯多葛主义的巅峰期。

斯多葛主义曾经繁荣，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在你的生活中，你曾经碰到过，哪怕是一个斯多葛主义的践行者吗？把声望的衰败归因于这种哲学的某种缺陷，这是易于发生的事情。但是我想指出的是，斯多葛主义的不流行，并不是因为这种哲学的某一个缺陷，而是因为其他的因素。原因之一就是，现代人很少看到采纳一种人生哲学的需要。相反，他们倾向于把日子用于努力工作，以便能够买得起最新潮的消费品。他们坚定地相信，只要买够了东西，就能过一种既有意义又最令人满足的生活。而且，即使这些人明白了购物之外生活还有更多内容，他们也不可能在对人生哲学的追求中转向斯多葛主义。要么，他们对践行斯多葛主义需要做什么毫无主张，要么——更可能的是——他们的主张是错误的。

因此，作为我重振斯多葛主义的努力的一部分，请允许我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解释，践行这种哲学到底包含着什么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