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穿越这些“雷区”时，互相依赖也会有帮助。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攻击并不是针对某个人的，以此宽慰自己。我们还可以开开玩笑，像马洛·托马斯的名言所说的：“只有像乔·麦卡锡（Joe McCarthy）那样的男人才能被称作冷酷无情，而一个女人要做的就是不能变成他那样。”只有当有影响力的女性不再是少数的例外时，真正的变化才会出现。人们容易反感身居高层职位的女性是因为她们实在太少见，如果她们的比例达到50%，人们就会接受这种现象了。

莎伦·密尔兹最先观察到这种临界点，并受此激发写出了《两性相处》一书。在20世纪90年代，埃米·古德弗兰德（Amy Goodfriend）被选中领导高盛集团在美国的衍生品团队（后来她还成为股票部门的第一位女性合伙人）。这件事轰动一时，有4位男性高管还因此离开了高盛集团。于是，古德弗兰德面临着众多怀疑和批评。在莎伦·密尔兹加入高盛之前，一个男性朋友曾告诉她“古德弗兰德让人很不爽，但行为上倒也无可指责”。后来，密尔兹发现古德弗兰德其实是个很棒的老板。此后几年里，衍生品团队在古德弗兰德的领导下改头换面，部门一度出现了超过5位女性主管的局面，直到这时，批评与抱怨才渐渐消失。自此以后，女性领导者的出现开始成为正常现象；到了2000年，她们的坏名声似乎彻底消失了。可悲的是，当这些女性高管离职、此类群体缩减后，“女性也可以像男性同僚们一样成功”的信念也跟着减弱了。

每个人都需要与女性领导者更融洽地相处，包括女性领导者自己。从1999年开始，《财富》杂志的帕蒂·塞勒斯（Pattie Sellers）组织了一次年度会议，她称之为“女强人峰会”（the Most Powerful Women Summit）。2005年峰会的第一个晚上，我在酒店大厅与两位好友相聚，他们是时任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院长的黛安娜·法雷尔（Diana Farrell）和时任雅虎首席财务官的休·德克尔（Sue Decker）。我们聊起了会议的名称。我提到当看到谷歌日历上的标题时，我立刻去找行政助理卡米尔，要她将会议名称改为“财富女人会”（Fortune Women’s Conference）。法雷尔和德克尔都大笑起来，说她们当时的反应和我一样。

后来，塞勒斯解释道，她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名称是有意而为之。她要推动女性直面自己的力量，慢慢适应“强”这个词，并且以“强”为荣。但对于将这个词用到自己身上，我还是摇头表示无法赞同。就像还在哈佛商学院时那样，我的脑子里不断响起一个声音提醒着我，“不要夸耀你的成功，甚至不要让人们知道你的成功。一旦这样做了，人们就不会再喜欢你。”

在我加入脸谱网不到6个月时，扎克伯格和我进行了第一次正式的工作总结。他告诉我，想要“赢得每个人的喜欢”这种想法会阻碍我的发展。他说，当你想要让事情有所改变时，你不可能取悦每个人；而如果你去取悦每个人，你就不会获得充分的进步。扎克伯格说得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