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体系让美国公民懂得了政权的更替要伴随选举的发生，选举是他们有秩序地作出即将由谁来管理国家的选择的正式仪式。因此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了解，政权的更替也可能会以一种更加微妙的非选举形式来实现。即使是美国总统似乎也无法控制这种可能性的发生，直到最后为时已晚：他或许依然可以坐镇总统办公室，依然被总统权威的气氛包围着，却从此再也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政府。

美国体系更多依靠的是交易，而非选举。于是其提供另外一个不受普通选举约束的政府机构，即一个可以应对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下层出不穷的矛盾冲突的机构，一个可以缓解“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本质对立的机构。它是国家政府的一部分，却又小心翼翼地置于选举程序之外，同时又与纯粹的政治权力完全绝缘。实际上，它经得住带有散漫激情的民众意愿的冲击，甚至可以在全局上规范美国社会。这个与美国选举制度并存的另一个美国管理机构既能分享国会和总统的权力，也能保持与他们的合作；在某些情形下，它还可以对之构成反对和阻碍。

在美国人眼里，这个机构的行为是机械呆板的，是非政治性的，是不受那些“你死我活”的经济团体的利己主义压力所影响的，其在美国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影响力也多半会被那些一直存在的政治讨论所忽视。它的各种决议、内部争执及其所产生的大规模影响都会隐匿在可见的国家政治事务之下，总是让人觉得遥不可及、雾里看花。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它的所有活动细节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是过于深奥和难以理解的。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是代议制民主 核心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畸形人”，是与自治民权神话并存的尴尬矛盾体。可美国体系却接受这个矛盾，被选举出来的政治共同体也默认它的权力，私有经济会顺从它的指导，民间资本会依赖它的保护。美联储的历任主席们可以决定有关政治经济事务中最最关键的问题，包括谁会繁荣、谁将衰落，可他们的角色却依然隐晦和神秘。美联储是安全的，不仅因其自身的官方机密性，还因其可以微妙地消失在美国公众的眼前。

1979年仲夏，时任美国总统正在美国体系中深陷“你死我活”的境地，现实正小心翼翼地强迫他屈服。进入第三年任期的吉米·卡特被民众的不满和正在下滑的影响力所吞没。起初卡特只是用柔和的佐治亚口音表达要建立一个诚信、努力、正直、开放的美国政府就赢得了美国民众的心，而此时这些民心全都被淹没在了民众对政府幻想破灭的情绪之中。尽管曾硕果累累，但卡特的总统职权已经陷入要着力解决民众迷惑和矛盾心理的境地。一系列事件的失败处理已经有损他的形象，从无效立法到伊朗内部革命军暴力事件 。在1980年的盖洛普（Gallup）民意调查中，当民众被问及希望由谁代表民主党成为总统提名候选人时，来自马萨诸塞的参议员爱德华·M·肯尼迪竟然以66∶30超过了时任总统卡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