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7位委员中只有一位确实经历过真正的极度通货膨胀，即物价仅在一年或一月内上涨2倍或3倍。他就是亨利·沃利克，那是20世纪20年代初，当时他还是个生活在德国的小男孩，德国货币在极度通胀的作用下瞬间变得一文不值，每天物价都在翻倍上涨，居民购物真的要靠独轮手推车运钱。这场经济浩劫对于德国政治来说是一次重创，加上一战中的战败，德国社会由此进入极不稳定的状态，从而让纳粹主义和阿道夫·希特勒有机可乘。不过无论周围的人有多么焦虑，沃利克始终坚信美国还不至于陷入德国那样的灾难；即使美国的通胀率已经从20%上升到25%，但那也绝对不能与当年的德国通货膨胀同日而语。

“我曾经说过：我永远、永远都不会认为这样的灾难会发生在美国，”沃利克冷静地解释道，“但现在我却要删掉其中一个‘永远’。”

无论各种经济数据怎样变化，看起来美联储明显必须要做点什么。委员科德韦尔将美联储在金融体系中的角色比作是在繁忙十字路口指挥交通的警察。

“每隔一段时间，”科德韦尔说道，“美联储都会轻轻打开黄灯开关，然后华盛顿街头的行人和司机就会对黄灯做出各自的反应，即加快速度穿过十字路口。接下来，美联储还必须要轻轻打开红灯开关，一旦变成红灯，少数几个试图想要闯过黄灯的人就会急速刹车让自己停下来。”

这个比喻正是对美国当下紧急时刻的最好描述。曾经在几周前还小心翼翼、持不确定态度的美联储委员现在都改变了主意。保罗·沃尔克轮番找他们谈话，力劝他们达成新的一致。是时候了，这位美联储主席说道，是时候轻轻打开红灯开关了。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这位身材矮小、秃头、长着一张娃娃脸、说起话来尖酸刻薄的教授，整个人乍看上去就像是堂吉诃德。当他不辞辛劳、满腔热情地穿梭在各国会听证大会上发表演讲时，人们对其言论的评价通常是：不可思议。没有人质疑他的学术才华，但其理论听上去似乎既毫无希望又陈腐过时。新闻媒体称他为“激进的知识分子”；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当代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则将弗里德曼比作是“一个只带一支击剑就去攻打一艘战列舰的人”。15

1963年，这位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与安娜·J·施瓦兹（Anna J. Schwartz）共同创作并出版了代表其事业巅峰的鸿篇巨著《美国货币史：1867-1960》（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对于业内人士来说，弗里德曼的著作极具学术价值，这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专业巨著，其内容涵盖从尤利塞斯·S·格兰特到约翰·F·肯尼迪时代的整个美国货币、银行和货币政策历史，叙述极为详尽。16对于华盛顿的大多数政治家来说，米尔顿·弗里德曼身上存在一个令人奇怪的特点，那就是他不断出现在学术和政治论坛、反复向大家阐述同一个深刻且守旧的经济观点：凯恩斯正统理论已经统治美国近30年，但这是错误的，而且还不是一个小小的错误，而是完全错、彻底错、极其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