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主流经济学家来说，包括美联储内部的经济专家，弗里德曼的文章和演讲乍听上去有些怪里怪气。他的基础理论实际上并不是新生事物，其在本质上质疑的是政治社会是否应该放弃对经济事务的干预权力，而这正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的精髓。弗里德曼英勇无畏地试图重新恢复19世纪以来古典经济学教条的名誉，即倡导完全自由的市场和摒弃政府干预。这些思想就其本身来说是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商人和政治领导人智慧的结晶，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大事件发生之后却让其从此变得名誉扫地。

摧毁这套老旧思想意识的重大事件就是1929年的经济大崩盘以及随后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古典经济学规则告诉人们，自由市场会永远自动寻找并找到自然平衡，一旦价格和工资降至最低点，其便拥有生产再生和恢复就业的自动调节能力。然而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经济并没有自动修复，世界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年复一年，随着社会悲剧的深入发展以及大规模失业的不断蔓延，人们的等待超过了10年，普遍认同的自由市场信仰开始发生动摇。些许巧合的是，新政就在此时推出了一个新的理念，即积极的国民政府必须采取措施介入并帮助克服私有经济存在的弱点和缺陷。这个新理念（即政府拥有管理经济事务职责）的诞生很快就被处在大萧条伤痛下的美国人所接受，得到了公众民意和学术理论界的广泛拥护。

弗里德曼对货币供给政策的旧式偏见必然要与人们在大萧条时期吸取的经验教训发生冲突。新一代的经济学家会自豪地称自己为“凯恩斯主义者”，他们从过去30年的经验中总结出这样一个道理：货币供给并不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可靠手段，以税收和开支为中心的财政政策才更有力且更直接。毕竟，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人仍然拥有过剩的流动资金和大额的储蓄存款，因此从本质上来讲，问题根本不在于货币的短缺，而是在于人们害怕使用这些货币。如果消费者不购物，那么资本拥有者就不会投资新工厂或雇用新劳动力。每个人都会抱着自己的钱不放，每个人都小心翼翼、节衣缩食，这正如凯恩斯主义理论指出的，试图通过增加货币供给来达到经济复苏的目的无异于“正在推绳子”。

因此在这场针锋相对的理论较量中，弗里德曼再次在其著作中精彩绝伦地讨论了大萧条时期的各种历史记录，并坚称对这一时期经济状况的常规分析都是错误的。他发现无论是1929年的崩盘还是后来长期的经济萎缩，或许都是由美联储失败的货币供给造成并加剧的。在这场由经济学家展开的辩论赛中，弗里德曼的立场被总结成为一个新的术语——“货币问题”。

如果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经济繁荣能够继续，那么这场发生在知识分子中间的辩论战是无论如何也影响不到普通美国民众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也或许依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独行侠，一个生活在错误年代的奇怪思想者。然而恰恰相反，生活在1976年的他竟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即使不是名人，也绝对变成了一个众人皆知的预言家。许多才华横溢的年轻毕业生从信奉凯恩斯主义转投向弗里德曼的怀抱，其中有些人开始称呼自己是“货币主义者”，从而使之成为弗里德曼门徒的公开标签。华尔街上的分析专家也开始更加紧密地追踪货币供给量数字和每周M-1总额的涨落，然后会像弗里德曼那样总结道：M-1要比财政预算变化更能成为代表经济变化的可靠指示器。许多大型银行的主管和企业财团的经济专家也纷纷变节，一味紧随财经新闻的报道者和编辑者身后。最后，就连华盛顿政府的重要政治人物也加入了这个队伍，甚至包括某些主张变革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