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准许英国商人按中国所定税率切实纳税，不在税率之外另行征收，并请赐中国税单一份供英国商人参照。

清廷认为外交谈判是完全不适宜的，就此而言，马戛尔尼是前来祝贺皇帝寿辰的，而他已经这样做了，使命也就完成。既然马戛尔尼已经得到了体面的接待，所以应该感恩戴德地满意而归了。由于从来没有哪个贡使在北京逗留超过四十天，朝廷便急于让马戛尔尼在10月9日前离京。和珅提示马戛尔尼说，严冬不久就要来临，皇帝担心特使的健康，显然主人已经在暗示客人应离开，而马戛尔尼意识到再要赖着不走也无济于事了。他沮丧地在日记中写道：“余被选领此次赴华使团，是乃大不列颠之首次此类使团也，众多人对此使团之成功殷殷相待，而期望最大者莫过于余本人也，故余不觉萌生至深之失望。余但能无限遗憾地领略余最初之期待耳。”

使团于10月7日离开北京。马戛尔尼自1793年12月19日到1794年1月10日在广州逗留，然后前往澳门，在那里待到3月8日，最后在9月4日回到了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秘书奥贝尔（Peter Auber）收集的一段警句，诙谐睿智地总结了使团的全部经历：“据刚刚获悉的报道称，特使得到了极其礼貌的接待、极其殷勤的款待、极其警觉的注视以及极其文雅的打发。”

中国方面尽管没有直接给马戛尔尼答复，但却给英王乔治三世（King George Ⅲ）发了两道敕书。在日期为1793年10月3日的著名的第一份敕书中，乾隆皇帝自负地宣称，虽然中国深为嘉许英国“倾心向化”、遣使前来的恭顺之诚，但要派外交代表来北京居住的请求却不能满足，因为这与天朝体制不合：“西洋诸国甚多，非至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断难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致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此外，使节在北京留居也离广州太远，无法约束商人。“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规习软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至于扩展商务的请求，乾隆皇帝声称：“天朝无所不有，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敕书结尾傲慢地称：“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

上述这些强硬而又颇具挑衅性的话语，是呈达给一个自夸是海上霸主的国家之君主的，不过它们还是明白地显示了18世纪末叶中国人对外关系的心态。英国哲学家罗素幽默地评说：“只要这份文件在人眼里依旧显得荒谬不经，那么，他就不理解中国。”

在另一份单独致给乔治三世的敕书中，乾隆皇帝驳回了马戛尔尼的全部六项请求，并说这些请求是不可行的且不会产生什么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