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经济学人》杂志组织了一个在线论坛，讨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否比西方的好。换句话说，与私有制和民主选举相比，北京共识是不是一条更好的通往繁荣的道路？尽管大多数回应者认为不是，但仍然有高达42%的回应者认为中国模式更好。

这个在线讨论背后隐藏着两个重要但经常被人忽视的事实：北京共识既不是“北京”（中国）特有的，也不是一个“共识”。首先，在1978年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实施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模式的基本原则就已经在东亚其他地区形成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都在没有进行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自由化，并及时地实现了民主化。但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展之初，它们都奉行资本主义、出口导向型增长和威权政治控制。当然，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具体发展道路也不同，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个“模式”首先注重经济发展和法制改革，其次才是政治自由化和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因此，除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步伐慢于其他国家外，这个模式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只是因为中国国力强盛使北京共识更具国际影响力罢了。甚至连“北京共识”这个说法本身也不是中国首创的，而是由美国评论家乔舒亚·库珀·雷默最早提出。

更重要的是，北京共识其实算不上一个共识，在中国国内更是如此。中国的政策制定过程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果断坚定。当今的领导人不具有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个人权威，所以任何大胆突破的举措要想取得各部门的一致通过，都变得越来越艰难了。即便中央政府有权任命各个省的省长和省委书记，但也无法强制执行许多指令。虽然中共中央也出台了一些旨在保护环境、改善人民健康、提高教育水平和增加养老金的规定，但部分官员会无视中央的规定，或者在统计报告上做手脚。当然，如果说真要有一个共识的话，这个共识就是“务实主义”——非常美式的哲学观。

此外，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北京的经济策略发生了转变。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发展模式”始终如一的说法嗤之以鼻。尽管这种话题很少在公众面前讨论，但在党内人士围绕政府的规模、改革医疗卫生体系、减小收入差距和调整政治改革步伐等问题却展开了相当激烈的讨论。

北京共识在许多方面被视为中国软实力在全球的体现。中国正在重塑国际发展格局，不断限制西方及其价值观的影响力，正如美国前外交官斯蒂芬·哈尔珀（Stefan Halper）所言：“中国正在压缩西方思想。”这不禁让人回想起20世纪90年代的一场关于亚洲价值观的辩论。当时，南亚地区的许多领导人认为，该地区具有反映儒家文化及其历史的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因此，他们的专制统治是合理正当的。不过，一旦中国的发展速度变慢或者政治体制崩溃，关于中国模式的言论也许就会慢慢消失。《经济学人》论坛里的许多评论实际上也提醒了读者，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被理想化和妖魔化。

所以，北京共识既不是一个共识，也不是中国特有的。它只是对中国成功崛起战略的全面概括。比起中国国内，这个表述在国外更有市场。这可能显示了外界对中国输出精英威权主义模式的忧虑，而中国国内却在讨论这样做的好处。尽管一些有识之士在他们的作品中指明了这一点，但是还不够。把中国的成功归结于独一无二的中国模式会产生误导，不仅不利于理解中国软实力反而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