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弗里德曼因为这个评论而备受指责（发表评论时，美国两党正就医疗改革展开激烈辩论）。无疑，他掩盖了中国共产党内部纷繁复杂的矛盾分歧。但问题的关键是，弗里德曼敏锐地捕捉到了弥漫在自由主义政治中的普遍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似乎不利于他们就紧迫问题采取有效行动。

并不是弗里德曼一个人这样认为。自由撰稿人萨拉·莱茜谈起她在夏季达沃斯论坛的经历时说，中国高效的“办事”能力是他们这些外籍人士在会议上反复讨论的主题。

在西方，太过亲华会被鄙视，所以人们不太愿意公开地表示自己亲华。但有很多商人，他们羡慕中国的办事效率，就在他们的领导层还在为医疗改革争论不休、玩党派斗争游戏、进行没完没了的选举活动并浪费时间装腔作势时，中国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

这里的重点不在于这些见解是否正确。它们的存在说明了民主理想的现状。对政府合理角色的争论从未停止过，甚至可能永远存在。自由主义总是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攻击；公开透明既是它最大的优点也是它的弱点。问题的关键是，在西方举棋不定之际，一个看起来可行的替代模式——中国模式——以其辉煌的成就极其自信地展现在他们面前。可以说，西方在处理这些问题上的经验会影响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或许从他们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人缺乏安全感而且在文化上存在分歧。西方对中国态度不一致甚至害怕中国，这实际上都是自身道德困惑的表现。

可以说，西方把经济影响力和收买都看作中国软实力与其自身缺乏安全感有关。这些人的逻辑是，中国软实力这一概念的外延越大，中国拥有的权力就越大，对美国的威胁也就越大。一些分析家把硬实力和软实力混在一起，其实就相当于把餐后支付小费和下次就餐时得到想要的优质服务混为一谈。但中国崛起在多大程度上依靠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而非更“硬”的权力和影响力，这仍然值得商榷。但这并不是说，中国软实力的存在没有对西方构成挑战——确实是个挑战。然而，它只是存在而已，并不意味着它已经产生了预期的影响力。

那些与中国威胁论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评论家认为，中国的策略旨在维持发展而非出口观念。而且，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中国正系统性地推广其治理体系，因此，很难判断专制国家政府是被中国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所吸引，还是仅仅被中国巨大的贸易利益所吸引。也就是说，很难判断它们是被中国的观念所折服，还是仅仅为了得到一大笔“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