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在他的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中描绘了中国媒体的发展，他写道：

当时的电台里能收到各种各样的节目，在一些非常奇怪的频率里，我能断断续续地听到很多其他国家之声的节目，但是奇怪的是，它们都是中文的。节目里说着一些和我们的课本上不一样的话。我觉得非常好玩，还特地拿去给我爷爷听，我爷爷一听，连忙关掉，并机警地四下扫视……（他）严厉地对我说，这是在收听敌台啊。

这里韩寒描述的是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渗透”。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外国的广播电台，特别是美国之音（VOA），一直被中国政府视作政治恐吓的源头。中国政府害怕它宣传资本主义思想，因此禁止收听外国电台；而外国电台是许多中国公民获得地下新闻的一个渠道（尽管大多数中国人都不认为这些新闻是客观的）。那时候，中国人收听美国之音不一定就是“反政府”，而是由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他们想听不同的见解，或者只是为了享受躲避政府审查的乐趣。我们也许无从知道美国之音究竟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了什么影响，但对几代中国学生来说，美国之音的英语节目都是绝佳的学习材料，这些节目可以帮助他们拿托福高分——为移民“自由之地”铺路。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江西担任英语老师时，我的学生就是美国之音的忠实听众，他们经常带着各种疑问来到课堂上，其中既有政治方面的也有语言方面的。但在这之前，美国之音就是一个“软实力”工具，象征着西方要将中国社会“和平演变”为民主政体的阴谋。中国认为外媒企图通过这些节目腐化中国社会，进而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

当今，中国利用全球卫星传输电视和广播信号。也许人们会纳闷：难道中国也试图搞“和平演变”吗？暂且不谈文化或政治影响，单单中国为提升其在世界媒体中的知名度就花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其代价之大令人瞠目结舌，这一点我们下面将会谈到。

媒体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的崛起。1978年，中国每100人有不到一台电视机，不到1 000万人有电视看。到了2003年，每100人中有35人拥有电视机，超过10亿中国人能看上电视。中央电视台于1958年正式开播，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仍只在晚间播出节目。如今，中央电视台有16个全国性频道，一天24小时节目不断。此外，它还开启了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全球媒体攻势。同样，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目前在世界各地有100多个分社，其前身是创建于1931年的红色中华通讯社。

中国官员从不隐讳他们的雄心壮志。新华社社长李从军称要“打破西方的舆论垄断和话语霸权”。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认为，针对某些外媒宣扬中国是“非民主国家”这种抹黑中国形象的行为，中国需要予以回应。他于2003年在“外交学院论坛”的演讲中详细地阐述了这个问题：“我们发现全世界重要的国际新闻，80%以上是发达国家有数的几十大通讯社提供的……（中国有必要）向全世界说明中国。说明中国的政策、说明中国的社会进步、说明中国的历史、回答对中国的问题、反击对中国的攻击。”他还强调，我们要就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问题、宗教问题、法轮功问题和“中国威胁论”向世界做出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