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的世界其实早已是暴风骤雨般地变化着，自1840年后，中国已经变质了，只是和毛泽东尚没有关系。距离毛泽东最近的动荡是1910年4月，长沙发生了饥民暴动，饥民开始只是请愿，盼着官府能给点吃的，但即使是这种最基本的要求都被清政府断然拒绝，他们的手段就是直接出兵镇压，镇压引发暴动，但最终统治者胜利了，大批暴动者被砍头示众。清政府对洋人卑躬屈膝，对自己的下层人民却是残忍无比。

消息传到了韶山，大家愤激地议论了好几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对这件事逐渐淡忘了，又去忙碌自己的小日子了，毛泽东却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觉得那些参加暴动的人都是善良的老百姓，只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起来造反，结果无辜被杀，这使他很痛心。几十年后，他感慨地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这是伟大的觉醒，上帝之所以是上帝，就是因为他将世间万事万物都当作他自己，佛陀之所以至尊，因为他把天下人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毛泽东之所以是毛泽东，就是因为他把中国人的苦难当作自己的苦难。任何探索毛泽东的人都需要回归到那个时代，那个毛泽东少年时代的中国，底层人吃不饱，上层熟视无睹，中间阶层由着命运分化。

研究中国问题的大部分学者，都没有抓住中国社会的主线，所以看上去头头是道，其实都是盲人摸象，似是而非的东西太多。实际上，在袁隆平水稻良种和化肥普及之前的所有中国的历史中，粮食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线，不明白这一点就无法直面中国历史，也无法理解中国历史。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多了一个内容就是工业化，粮食问题第一，工业化问题第二，这就是中国历史的纲，纲举才能目张。其他的道德判断得不出太多有意义的结论。

在毛泽东趋于理性的过程中，情感和理性有时候会产生矛盾，这时候的倾向性决定了他一生的走向。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节，韶山一带又闹粮荒，饥民们组织起来“吃大户”，劫走了毛顺生准备运往县城粜出的一批大米，毛顺生气得要命，毛泽东却并不同情老爹，他感情的天平已经倾向于平民百姓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毛泽东的眼界已经高出自我的家庭利益了。无数知识分子一开始欢呼革命，但真正革命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很多人又站到了反革命那一边。超越了小家的毛泽东，他的心境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