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中国的外患主要表现在俄国和日本，一个是熊，一边是狼，从感情上来讲，熊和狼都是恶棍，都伤害过我们，都该打，这就是中国领袖的使命，也是试金石。清廷贵族表现很差，对俄国丢掉了大片领土，对日本丢掉了朝鲜，让日本人进入东北。袁世凯更卑鄙，为了当皇帝居然想出卖中国的利益给日本。孙中山似乎找到了近似于正解的道路，提出联俄政策，但尚未将联俄的策略对准日本人而是对准国内的军阀，天不假年，历史没有给他时间来证明他是否明白和能够解决这个难题，而按照他做事情的套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能解决这样巨大的难题。蒋介石联俄打败军阀后，居然立刻与苏联翻脸，对日本的蚕食反倒是不予理会，蒋介石在这道难题上给出了负解，带来最糟糕的后果，放任日本人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和俄国人翻脸使得俄国人处心积虑挑唆促使外蒙古分离出去。可笑的是居然有人因为蒋介石反苏，就认为他是民族英雄。不要忘了，蒋介石是世俗领袖，领袖的使命就是保护中国的利益，联俄是谁也不想的屈辱，但为了民族必须低头，是斗争必需的策略，再强大的国家也不能同时面对两个强敌，是战略层面的基本智慧，这不是面子问题，而是民族生存和利益问题。

可问题是积弱的中国谁都打不过，倒有可能让恶兽给撕掉，这时候怎么办？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需要我们的领袖具有高度的智慧，这就是政治，这一道难题唯一的正解就是联俄是为了抗日。抗日是唯一正解，然后再找机会和俄国人算账。知道并做到这一点的是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只是这一过程将长达半个世纪。

我们再回到1923年，此时毛泽东尚没有把握权力，他只是共产党内一个小团体的领袖。共产党尚在幼年，力量也不大，俄国人希望与国民党合作，同时又将中国共产党作为左派掺和进去，这就是当时的情况。与别人合作于毛泽东毫无困难，更主要的是毛泽东尚没有找到通向成功的方向和道路，他也没有找到可以依靠的力量。

在“三大”上，毛泽东尚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唯一值得表述的是他和张国焘产生了不愉快，大约就是从这时候起，埋下了今后不合作的种子。

“三大”上，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后被开除）为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成员，五个人中有三个人原来是新民学会成员，蔡和森早在1921年就回国了。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秘书权力很大，近乎第二的位置。新民学会暂时成了共产党的最大派别。

这时他30岁，刚好是“而立”之年。

湖南没有国民党组织，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建立的。经过毛泽东的努力，湖南在大革命时期成为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这就是毛泽东能够得到孙中山青睐的原因，这就是毛泽东进入国民党最高领导层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