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音乐的特定流派自出现起，曾偶尔迸发出争论和敌对的火花：包含20 世纪50 年代中期的摇滚乐、60 年代末期的迷幻摇滚、70 年代的迪斯科和朋克音乐、80 年代的重金属音乐和黑帮说唱以及90 年代的锐舞文化——这只是一些人们比较熟悉的例子（参见Martin 和Seagrave，1988；Cloonan，1996；Winfield 和Davidson，1999；Cohen，1997）。评论围绕这些流派对年轻人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所造成的影响展开，这些影响来自音乐中（可感知）的性暗示和男性至上主义、虚无主义和暴力、淫秽、黑魔法和反基督的本性。通俗音乐政治边缘性一部分是由这种通常与音乐敌对的反应和与之相关的根源及追随者带来的，这让音乐家和他们的乐迷变得政治化。

虽然此类插曲都是通俗音乐历史的标准组成部分——音乐厅、爵士乐和其他新形式的通俗音乐也同样被诋毁，但它们的本质和文化意义却很少被进一步梳理。在这里，我认为它们构成了一种道德恐慌——它们所产生的社会问题被严重夸大了，它们为社会和谐所带来的可感知威胁绝没有许多人认为的那么邪恶。试图控制并规范诸如摇滚乐和说唱等通俗音乐流派是正在进行的文化霸权争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随着新右派的出现。

13.1　道德恐慌和规范

选择这些例子进行讨论是因为它们在对通俗音乐的不同反应方面所具有的启迪价值，特别是在一些历史性时刻。首先，新西兰在20 世纪50 年代对摇滚乐的反应证明了国际上对通俗音乐新形式的典型关注：对其作为音乐、作为与摇滚音乐会和摇滚电影联系在一起的反社会行为，以及最重要的，作为与青少年行为不端的密切联系表示反感。其次，在父母音乐资源中心建立之时和1986—1987 年针对美国乐队死肯尼迪（Dead Kennedys）的著名法律行为中，以及围绕 2 Live Crew（1990）和Ice-T（1992）的歌词展开的争论中，研究了淫秽和自由言论的问题。第三，试图将1999 年的科伦拜校园屠杀事件与玛丽莲·曼森（Marilyn Manson）联系在一起，表明正在发生的趋势——将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归咎于“摇滚”。这些案例研究展示了道德恐慌的概念在讨论音乐——作为通俗文化的中心形式——被赋予意识形态意义时所发挥的作用。

为了将此类对通俗音乐的反对态度放入语境中，我们有必要承认通俗文化在历史上普遍都是被责难、谴责和规范的目标。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魏特汉（Frederic Wertham）影响深远的畅销书《天真的诱惑》（Seduction of the Innocent）认为在漫画书和青少年的不良行为之间有直接的因果联系。对于新媒体及其年轻消费者的关注似乎周期性地达到顶峰，经常与“边界危机”有关，这种危机期是社会上模糊和紧张的时期，这导致了更多明确的道德边界的建立。在许多实例中，这样的边界危机是各种形式的“道德恐慌”，这一概念在英国的越轨社会学和20 世纪70年代新兴的犯罪学研究中被广泛采用。本文引用了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ecker）的标签理论，他认为社会和社会群体“通过制订那些定义越轨行为的规则，并将这些规则应用到特定人身上——给他们加上法外之徒的标签，从而创造了越轨行为”（Becker，1997：9）。也就是说，越轨被视为一种社会构造。大众媒体是这一标签加注过程的主要根源，他们传播这样的标签并将其合法化，例如科恩的“公害”（folk devils）标签。大众媒体也同样为社会监控的合法化作出了贡献。标签理论在对各种亚文化及其“反社会”行为的通俗音乐研究中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