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铃又响起来了，儿子在电话里对我说：“妈妈，昨天晚上我做了个很奇怪的梦，我梦见侬在厨房里煮红烧肉，那肉极其的香，侬讲，这叫香肉，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名字叫‘香肉’啊？是不是真有‘香肉’呢？馋得我口水都要滴下来了。”

“做梦的事情怎么可以当真？侬大概很久没有吃妈妈煮的菜了，回来吧，妈妈想侬了。”

我曾经说过，儿子就是到了八十岁，在妈妈的眼睛里仍旧是个小孩子。可是现在，我怎么告诉这个在视狗为宠物的国度里长大的孩子，把一条大狗当作他最好的朋友的儿子，他梦里吃的“香肉”就是狗肉呢？

儿子吃狗肉，是在丈夫赴美求学以后的那个冬天发生的故事了。我一个人背着儿子上下班，他教我唱歌，我教他讲话。风里来雨里去，我把儿子包裹得严严实实，他把我抱得亲亲热热。我到食堂里给他买了一个肉包子，那只包子热乎乎的雪雪白，硕大一个。儿子高兴得用两只手紧紧捧牢，他“啊唔”一口，放在手里看了看缺了口的包子说：“咦，没有肉啊！”

“侬的嘴巴太小了，还没有咬到肉呢，再咬一口！”

儿子“啊唔”又一口：“还没有肉。”声音有些沮丧。

我拿起包子看了看说：“哦哟，这一口咬得太大，把肉一口咬进嘴巴里，吞下去了，还不知道啊！”

旁边一个新分配来的大学生拉拉说：“不是咬得太大，而是肉太少了，

一口咬不到，两口就咬过去了。现在肉紧张，过几天我想办法给侬弄一点香肉，让他好好吃一顿。”

我已经想不起来了那时候到底是肉少还是钱少，总之，在那些刚刚出道的大学生为国家的前途大叫“痛苦”的时候，我这个比他们大不了多少的年轻少妇，实实在在地为现实生活大叫“痛苦”。我会真心实意地倾听他们的“痛苦”，同时为儿子没有肉吃而更加“痛苦”。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那时候为什么肉会如此紧张，“肉”都到哪里去了呢？

两天以后是星期六，当时还没有实行双休日。拉拉把一个沉甸甸的蒲包塞在我的办公桌底下说：“好东西，送给你的儿子。”我会意地点了点头，趁着午休，一个人急急匆匆拖着这只沉甸甸的蒲包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