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熬过高中三年，我回到北京读大学。用钥匙打开旧屋的门，所有的家具上都罩着白色的防尘罩，地板上一层细细的、亲切的、来自西伯利亚和黄土高坡的粉尘。我对北京的思念终于得到治愈—家乡，我回来了。沙尘依旧猛烈，道路依旧拥堵，发小儿们大多都在，一部分在学电影或者音乐，一些人在中青政和外交学院，还有一些人在英国—如果陈言在北京就好了。

他比我大八个月，年级高我一级。我升入大四这年，他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回国。

这下终于完美了。

我心满意足。

陈言的爸爸妈妈给他在央企安排了一份工作。给他接风的时候，我们取笑他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因为他什么都不用做，甚至不用打卡，他唯一的工作就是领一份高薪。

“你们不觉得心虚吗，我请问？”陈言在英国被历练得喝威士忌如喝水，可是当时也喝多了，满脸酒晕，眼神也迷离起来：“我浪费纳税人多少钱，都是在合同里写得明明白白的，一分不多浪费，你们呢？”

杨宽舌头都大了，勾着陈言的脖子：“哥们儿，你是不是被傻老外带坏了，你现在怎么这么胸无大志？”

“你别废话，我小时候也胸无大志。”

我在一旁拼命点头。读小学的时候，他跑到班主任的办公室里问可不可以不加入少先队，他觉得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特别傻；后来老师要他当小队长，他坚决不肯，因为他觉得板着脸管人特别傻；再后来要参加初中生奥林匹克竞赛的学生在教室里补课，他在操场上打球打到胳膊脱臼，他说把大好的暑假浪费在什么奥赛金牌上简直傻透了。

作为发小儿中最胸无大志的人，他第一个逃离这个圈子，专心去万里之外吃喝玩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