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之后的第一个周末，我们一起去陈白露和陈言家暖房，现在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家了。

陈白露在厨房煲汤，我推门看她。厨房很小，两个人在里面，几乎没有转身的地方；饶是这样狭小，窗前还支着一只小木桌，我指着它问：“你们平时在这里吃饭？”

“不，在客厅，我有时候在这儿写剧本。”

“什么剧本？”

“王老师要买那个刚获奖的小说的版权，电影交给我来做。”

王老师是我们都认识的一个制片人。并不是我做事后诸葛亮，她报出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心里很不踏实。我第一次见到王制片是他来给我们系开讲座的时候，我帮忙布置讲堂，他对我呼来喝去，唤我添水添茶自然得像使唤丫鬟；当然学生为老师做这些也没什么，我就没有往心里去，但后来我在苏伯伯的饭局上又见到他，苏伯伯说了我爸妈的名字之后，他对我恭敬得仿佛我才是他的老师一样，给我夹菜倒茶，搞得我当时诚惶诚恐，事后一想，只觉得鄙夷得很。

这席话我没有对陈白露讲，我对自己识人的本领并不自信。那天暖房宴我们很开心。没有喝酒，也没有人提议要喝，我们喝着温热的椰汁，觉得这样也挺好。当时正是四月，草长莺飞，春风和煦，窗子开了一半，偶尔有杨花飘进来。

我们谈的全是往事。小时候都住在大院里，到了这个季节，满地都是柳絮，被风吹到墙根，连成一条长长的线，用火柴点着，火苗从这头蹿到那头，好看，无害，只是很快就燃尽了。

还有串红，有的大院是常年种着，我和陈言住过的地方，是只有节日才一卡车一卡车运来，摆成“欢度国庆”什么的。串红的芯子里有一口蜜汁，拔出来在嘴里一吸，很甜。那时候陈言带着我，围着花坛排头吃去，能吃上一个下午。不记得几岁的时候，他觉得这样很傻，但我不理解；又过了一年，我终于也觉得很傻，然后我们再也没吃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