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的丹尼尔·巴特尔斯（Daniel Bartels）和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戴维·皮萨罗（David Pizarro）也完全赞同这种观点，他们还拿出了研究结论来证实这一点。研究显示，90%的人都会拒绝将陌生人推下天桥，虽然他们很清楚只要克服了自己的道德洁癖，死亡人数就会只有原来的1/5。还有10%的人是没有道德洁癖的少数派，他们主宰他人的生死却少有悔意。这不择手段的少数派都是些什么人？

为了弄清楚这一点，巴特尔斯和皮萨罗向200多名学生提出了火车问题，让他们按照4个等级对是否支持将那个胖子推下天桥打分，看他们有多“功利”。另外，这些学生还要回答一系列人格测试题目，用以测量正常情况下他们的精神病态水平。其中包括诸如此类的说法：“我喜欢看打斗场景”和“控制他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投其所好”（同意或不同意，按照1~10打分）。

巴特尔斯和皮萨罗很想知道，精神病态和功利主义，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所关联。答案是肯定的。他们的分析显示，用功利主义的方式解决火车问题（将胖子推下天桥）和一种重要的病态人格类型有非常显著的关联。至少根据罗宾·邓巴的预测，从金钱方面来考量，还是很划算的。然而，就功利主义的传统观点而言，还存在一定的疑问。从总体上看，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和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这两位19世纪确立了功利主义理论的英国哲学家，通常都被视为好人。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乃是道德与立法之根本。”这是边沁的一句名言。

而继续深入研究，一个更棘手、更怪异、更黑暗的画面就会出现——这是一种最残酷的选择，一种危险的道德激流。例如，起草法律、发掘其中的道德准则都不可避免地会严重损害他人的利益。即使是简简单单的彩票抽奖，某些团体或组织也要为了“更大的利益”勒紧腰带。可是谁有资格来决定这一切呢？巴特尔斯和皮萨罗或许已经在实验室里找到了一种理想模式。在日常生活中又该怎么样呢？精神病态者才真正有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