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吉米·卡特击败福特总统，入主白宫。但是，迎接他的是经济形势的巨大挑战，巨额赤字和通胀严重地困扰着美国政府和民众。美国需要一批精英来应对这一挑战。

当时的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看到沃尔克一贯醉心于公共事务,决定聘请聘沃尔克担任纽联储行长。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岗位，因为整个美联储体系的公开市场操作是由纽联储银行执行的。在美联储十二个地区分行中，要数纽联储的影响力最大。值得一提的是，沃尔克在当财政部副部长期间，和伯恩斯的争执是家常便饭，从来就没有消停过。如果按阴谋论来解释，那就是伯恩斯意欲将沃尔克收编，归到自己麾下，从而可以化解一个主要对手的挑战。果真如此，倒也显出伯恩斯的大度。人才总是有人追逐的。当时，有名的猎头公司罗素·雷诺兹正在为业内一家领先投资银行物色高端管理人才，沃尔克早早就进入了这家猎头公司枪口的准星。雷诺兹公司的目光是不凡的，对人的观察和判断十分精准。我和罗素·雷诺兹公司的高管相识，有过一些交往——不过这是三十多年之后的事情了，但他们办事的风格和严谨的传统始终没有变。当时，那家投行为沃尔克开出的年薪，是百万美元的天价，别的不说，供他一辈子享用古巴雪茄是一点没有问题的——当然，美国对古巴禁运，沃尔克遵纪守法，自觉不抽古巴雪茄，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想可以认为，伯恩斯聘请沃尔克担任纽约联储主席是出于公心，而非阴谋论驱使。沃尔克代表的不是一种势力，不是党派利益，而是一种理念，一种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的责任心。

沃尔克在纽联储期间的任职，为他今后在美联储担任更加重要的职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事态的发展说明，对沃尔克最大的考验是他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后面临的局势。1979年8月5日，卡特总统提名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接替威廉·米勒。此时，美国正遭受着高通胀的困扰。美国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有一句名言：“通货膨胀无时无处不是一种货币现象。”根据弗里德曼的研究，在1929～1933年期间，由于美联储实施了错误的货币政策，容忍货币供应量减少了三分之一，导致了严重的经济萧条。当时，美国和苏联两大阵营对峙，美国的“大萧条”促使很多人预言：资本主义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指日可待。弗里德曼近乎狂热地宣扬他的理论和主张，犹如中西部牧师原教旨主义式的布道。弗里德曼的影响力，还在于他是尼克松、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政策咨询专家的地位。沃尔克出任美联储主席之后，弗里德曼发给他一封贺信，且戏称为“吊唁”，最恰当地表达了他对沃尔克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同情”。沃尔克和弗里德曼都是坚决反对通胀的，但是对于如何处理当时美国遭遇的通胀之难，他们俩的意见则往往相互抵触。在这方面，很难说是谁对谁错。简言之，弗里德曼是纯粹的学者，而沃尔克是实践者。前者的学术遐想，可以像他在佛蒙特州休假时那样，在山林间纵横驰骋，而后者只能是在华盛顿绕城环路（Beltway）之内充满交通灯和路障的政治迷宫里回旋。不过，虽说是“吊唁”，弗里德曼也不否认，沃尔克所接受的摊子已经烂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怎么干都不可能更糟糕了。

弗里德曼是阿瑟·伯恩斯的学生，对他老师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的货币扩张政策及其造成的恶果，更多的是为其开脱，而不是谴责。这倒不是学生偏袒老师，确实是情有可原。伯恩斯的过错是，虽然他始终向国会主张减少货币供应，以降低通胀，但是他未能顶住国会的压力。其实，这是美联储成立64年来司空见惯的事情，只是此前形势从未如此严重，故人们不太在意。弗里德曼没有直截了当地说伯恩斯不够强硬，只是说，如果纽联储行长本杰明·斯特朗能再多活一年多，而不是在1928年就谢世的话，也许历史就要改写，美国错误的货币政策就不会推行，“大萧条”就可得以避免。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即使是在一个设计较为完善、相互制衡的制度里，个人的作为或不作为也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应当承认，在一个强大的体制内，任何执掌者想要挣脱其运行的规则，无论是明规则还是潜规则，都是很困难的。试图改变这个体制的意识形态和主流思想，更是谈何容易。即便如此，也不能低估个人的作用和力量。舆论对沃尔克就有这样的期望，相信他会带来一番新气象，不会像威廉·米勒、阿瑟·伯恩斯或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那样随波逐流。问题是，卡特政府面临的是滞胀，既要治理通胀，又要促进增长，采取任何一种措施，都会伤及其中一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