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克了解到，尼克松很关注美国的对外实力，于是他把工作目标说成是确保“美元作为居于世界领导地位的储备和交易货币的关键地位”，好像美元是核弹头一样。［43］他说，对美元主导地位的主要威胁来自“一种普遍的认同，即当有大量美元希望兑换成黄金时，会因美国的黄金储备不足而无法满足兑换要求”。［44］沃尔克点出了“过去四年美国强烈的通胀压力是破坏美元信心的主要因素”。［45］他把美国的不合理做法与德国的良好经验进行了对比，指出德国“将抵抗通胀作为头等要务”，并建议，我们应当“在固定汇率体制框架下，增强货币目标的一致性”。［46］

沃尔克提到的“货币目标的一致性”反映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脆弱性。他深知，如果没有各国央行之间的合作，固定汇率体制就会崩溃，成为三头怪兽——后被称为“三元悖论”的牺牲品。［47］“三元悖论”有时候被称为“罪恶的三位一体”，其思路在于，如果各国承诺实施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就必须实施同样的货币政策目标。但如果各国保持不同的利率水平，就会产生对冲基金行业在21世纪所谓的“套利交易”。但利率之差，早在圣经时代的埃及投机行为被发明之初，就已成为外汇交易商的主要食粮了。［48］这一并不复杂的策略把投机商变成了非常富有的套利者，并最终摧毁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外汇投机商并非特别虔诚，肯定也不会比华尔街更虔诚，但当他们祷告时，他们会祈求金融上帝赐给他们两个汇率固定但利率不同的国家。例如，当德国利率为7%，而美国利率为4%时，投机商就会以4%的利率借入美元，换成德国马克，再用马克来投资获得7%的利息。只要美元和马克之间汇率固定，他们就可以在不承担风险的情况下，稳获3个百分点的利润。［49］3个百分点听起来不算多，但如果外汇交易规模为尚不算大的1亿美元的话，那就是300万美元。只要肯做，投机商可随时从事此类交易，因为这是一种无风险、高赢利的套利机会，而且还不需要任何自有资本（他们想借多少钱就能借多少）。投机商已经达到了天堂的境界。

这种境况对投机商十分有利，使他们既赚钱又开心，但对固定汇率制度来说，却不啻于梦魇。投机商无限度地购买德国马克、出售美元，便将马克币值推高，而使美元贬值。根据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则，德意志联邦银行必须干预，在市场上释放出马克，买入美元，以阻止美元继续贬值。但是如果投机商不停手，德意志联邦银行最终也只得停止买入美元，否则全世界就到处都是马克了。为了防止马克泛滥，他们将允许汇率浮动，成为“三元悖论”的牺牲品。

考虑到投机冲击如此这般就能轻易瓦解固定汇率制度，各国政府为了维护本国币值稳定，纷纷织就出一张张资本管制的大网，以阻碍投机盛行。沃尔克早期在财政部工作时，曾协助设计过此类管制措施。经过了当时的年轻气盛和欠缺谨慎，使得沃尔克后来成为一个坚定的反对政府干预派。卢萨曾经酝酿过“利息平衡税”，即对国际投资征收特别税，防止美元外流，投资到外国的高收益债券中。他把这个想法交由沃尔克去设计具体方案细节。可是最终在立法环节却导致了若干光怪陆离的豁免请求：对加拿大要例外，对日本要例外……谁叫嚷得最凶谁就能享有豁免。［50］沃尔克发现了“完美想法与实际应用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51］

在白宫内阁室作汇报时，沃尔克就表达了对施加资本管制的反感，主张“货物和投资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但年轻时那种缺乏稳重的态度又占了上风，他也退一步承认：“我们的国际收支赤字状况将持续需要施加资本管制措施。”［52］他对自己这种心口不一的状态甚感烦恼，在其毕生的职业生涯中他都在坚持原则和实用主义之间回旋挣扎。但是，在场的政要都没有对这种只有高官才具有的所谓“人格分裂”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相反，他们都在耐心等候，看沃尔克会为美国提出什么样的国际货币政策建议。然而，当时房间里只有一个重量级人物例外，那就是美国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