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致命伤

人们在思维过程中，最先进入头脑的，通常是已有经验、既定方案、成功或失败的例证。仅仅依据这些因素开展思维，得出结论可能省时省力，却往往不是最佳。应该承认，经验提供的思维材料不论如何宝贵，对未来的指导作用都是有限的。问题不会简单重复，历史也不会简单重演，这就是为什么刻板地依照历史经验制订的战略计划，往往难以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问题在这里提出来了：如何才能够确保持续的、不断的进取——不管取得多大的成功抑或遭受多大的失败，思维主体也能够通过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对经验和传统的超越。唯此，才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指导实践的思维成果。

1806年，普鲁士军队在耶拿—奥地利大战中兵败如山倒。拿破仑的俘虏中有一个不起眼的下级军官，他就是后来享誉世界的军事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总结普鲁士军队的失败，克劳塞维茨说:“它不只是一个风格过时的例子，而且是墨守成规导致的极端缺乏想象力的例子。”克劳塞维茨把普军的失败归于三点：

一、中高层军官很少认识到战争特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二、军官们更关心自己的军衔和社会地位，而非训练与作战。

三、士兵缺少爱国心和军人精神。

三十四年后的1840年，中国军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兵败如山倒。来自湖南邵东、以中国近代外交史作为其“第一片拓荒之地”的历史学家蒋廷黻说：“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没有更早进行？蒋廷黻认为耽误二十年的原因有三点：

第一，中国人守旧性太重，承认有改革的必要极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