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败（三）——严重毒化的军风

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海军在一片承平的中后期，军风被各种习气严重毒化。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但“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提督丁汝昌则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对这种视章程为儿戏的举动，李鸿章以“武夫难拘绳墨”为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章程同样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甚至提督也厕身其间:“琅君既去，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同坐斗竹牌也。”

满清兵部所定《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是夜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苟且偷生”；靖远舰在港内中炮沉没时，“管带叶祖圭已先离船在陆”。

章程规定的船制与保养也形同虚设。舰船一是不保养，一是做他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曾谈过一段对中国舰艇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使或海波告警，业已无可驶用。”

舰队后期实行行船公费管带包干，节余归己，更使各船管带平时惜费应付，鲜于保养维修，结果战时后果严重。致远、靖远二舰截门橡皮年久破烂，一直未加整修，致使两舰在海战时中炮后速即沉没。

至于舰船不做常年训练而挪做他用，则已不是海军的个别现象了。“南洋‘元凯’、‘超武’兵船，仅供大员往来差使，并不巡缉海面”；北洋以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赚取银两。在这种风气下，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海军中有大半是闽人，水师提督、淮人陆将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黄海之战后，甚至“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而闽党之首刘步蟾则被人们称为“实际上之提督者”。总教习琅威理“督操綦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右翼总兵刘步蟾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督带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素忌之”，“致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这支新式军队的风气，如此之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无二。

弄虚作假可以欺骗很多人，却无法欺骗敌人舰队腐败风气的发展，很快发展为训练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平日操练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每次演习打靶，总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徒求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空给观者以威力强大的假象，博得官爵利禄的实惠。最后发展到1894年大阅海军时，定、镇两艘铁甲舰十二英寸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三枚(定远一枚，镇远两枚)，只有练习用弹“库藏尚丰”。虽然“前此一年，鸿章已从汉纳根之议，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没有落实。而这时战争已迫在眉睫，与备战如此相关的事宜，既不见刘步蟾、林泰曾二管带向丁汝昌报告，又不见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不管北洋舰队内部提督、总兵、管带之间矛盾有多大，但直至其全军覆灭，定、镇二舰到底有几枚十二英寸主炮战时用弹，人人皆讳莫如深。就此一项，北洋舰队大口径火炮方面的优势立成乌有。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二舰之主炮在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