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前800年左右，随着城邦的兴起，政治制度也发生了一种根本的变化。拥有大部分土地和兵器马匹的贵族首领们业已将国王废黜。这些富裕的武士建立了（oligarchy），也即由少数人统治的政府。寡头们虽然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但也展现了堪称模范的领导艺术、公民的理想主义和对文学艺术的大力赞助。然而，由于一些不期而然的、意义深远的军事和经济变化，大多数寡头政权最后都垮台了。新的军事技术淘汰了乘坐马车作战的贵族武士。步兵在战斗中显得更有威力——他们手持长矛，用盾牌和盔甲护身，排列成密集的方阵（phalanx）作战。这些步兵，或称重装步兵（hoplites），从自耕农、商贩和工匠中招募而来，这些群体同样也从这种扩张型经济中获益。随着这些平民的军事价值逐渐得到显现，他们很快也要求在政治决策中发挥作用。

人口的增长开始使有限的农业资源显得紧张。公元前6世纪中，许多城邦试图采取改革措施以解决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但都无能为力；这些备感沮丧的城邦便转而赋予统治者以非常大的权力来推行猛烈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这类统治者被希腊人称为僭主（tyrant），他们中的许多人对社会进行了重组，允许更多的公民从日益增长的经济中受益、在社会阶梯中提高地位并参与到政治进程中去。然而，也有一些僭主通过继承或政治联盟使自己的统治长期化，他们多年实施严厉的统治，从而使“僭主”这一简单的名词赋有了现代的贬义。

人口的增长及随之而来的紧张局势导致了另一个反应：殖民。希腊人派遣公民加入他们先前在爱奥尼亚已有的定居地，并在西班牙、北非、俄罗斯南部（即黑海）、西西里和南意大利各地沿海建立新的殖民地，这些地区逐渐被称为大希腊（Magna Graecia）。希腊人期望殖民地为其母邦（metropoleis）提供资源，尤其是食物。对外冒险和商业扩张增加了新生中产阶级的财富，也增强了他们谋求更多经济机遇和更大政治影响的欲望，但盘踞着强势地位的贵族阶级阻隔了他们获取权力的道路。殖民解决了一些问题，却又引发了另一些问题。

从政治上来说，古风时代之所以重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在此时代城邦产生了。第二，此时出现了政治参与急剧扩张的趋向，其中经常伴随着城邦之间及城邦内部的暴力冲突。第三，这个殖民时代将希腊的思想、制度和艺术成就传播到了整个地中海世界。

希腊城邦：斯巴达和雅典

在希腊各城邦中，斯巴达和雅典显得鹤立鸡群，这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相互形成鲜明对比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是由于它们在随后的希腊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多利安文明为主体的斯巴达选择通过严格的、毫不妥协的政策来确保自己的完整和未来。雅典则建立了一个日益开放的体系。由于土地紧缺和人口压力，斯巴达征服了他们的邻邦，奴役邻邦人，将其沦为希洛人（Helots）——即国家奴隶。希洛人的人数是斯巴达人的十倍，为了防止叛乱并控制住希洛人，机警的斯巴达人不得不枕戈待旦。斯巴达的男孩通过养育（agoge）训练得强壮、勇敢、机巧、自立。所有年龄在30岁以上的斯巴达男子均属于一个议会，该议会可以向一个由60岁以上斯巴达公民组成的小委员会提出政策建议。此外还有两个国王和五个每年选举产生的官员，他们依据立法机构给予的法定权力行使职权。斯巴达的制度融君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于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