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库罗斯在《俄瑞斯忒斯》中对这些可怖事件的处理方法体现了古典主义的某些原则。首先，埃斯库罗斯避而不写那些使人分心的细小情节从而显得简朴无华：第一本《阿伽门农》描述这位国王之死和克莱坦涅斯特拉之胜利的故事；第二本《祭酒人》（）讲述克莱坦涅斯特拉的儿子俄瑞斯忒斯（Orestes）复仇谋杀了她；第三本《复仇女神》（）讲述了在奥林匹亚神雅典娜和阿波罗帮助下建立雅典法庭审理此类案件从而制止了复仇怪圈。这部三联剧是对称的，第一本里阿伽门农被杀是对他牺牲女儿的惩罚。第二本里克莱坦涅斯特拉之死是为她杀害阿伽门农报仇雪耻，第三本法庭戏赦免了俄瑞斯忒斯弑母之罪。

最后，埃斯库罗斯显得很有分寸，因为所有的死亡都发生在台后画外，合唱队或旁白者只是叙述这些死亡事件。然而，在雅典观众看来，《俄瑞斯忒斯》不独具有风格魅力而且蕴含道德意义。埃斯库罗斯把复仇三女神（Furies）从盲目报复杀人斗士变成了“仁慈的三女神”（Eumenides），从而在实际上证实了理性的奥林匹亚诸神在道德上优越于居住地宫的大地诸神（参阅第2讲）。在《俄瑞斯忒斯》中，埃斯库罗斯直面且解决了几对表面看来不可调和的两极对立——奥林匹亚诸神与大地诸神、神的正义与人的正义、宗教祭拜与城市庆典、命运与自由意志（图3.10）。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约公元前496—前406年）是三位伟大悲剧作家中最多产的一位，他大约写了125部悲剧，但只有7部幸存。他在雅典人中深孚众望，他们在大酒神节授予他二十四次头奖。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公元前442年）绝妙地表达了古典悲剧的原则。该剧情节简单，处理克瑞翁国王（King Creon）与他的侄女安提戈涅之间的冲突。它所探索的主要的尽管不是唯一的哲学问题是，人的法律与神的法律孰为优先。安提戈涅的两个兄弟为争夺底比斯王位自相残杀而死。克瑞翁颁布赦令称，埃提俄克勒斯（Eteocles）为保卫这座城市而死，予以厚葬，但叛贼波利尼塞斯（Polyneices）的尸体则抛诸荒野喂野兽。安提戈涅（Antigone）其名在希腊文里意谓“天生反对”（born to oppose），她违抗王命，按宗教教诲安葬了她的兄弟。安提戈涅被捕入狱，上吊自尽，克瑞翁的儿子和妻子也自杀身亡。国王克瑞翁醒悟了，但为时已晚；他放弃了王位，说道：“除了我，没有人能承担这个罪责。”

这里有若干紧张关系待决。克瑞翁代表典型的僭主，他只关注“法律与秩序”。他的儿子希蒙（Haemon）是民主的声音，他反对他父亲的僭主意志。克瑞翁相信公共权力主宰国内生活，相信国家为自身谋求权力的必要性，战争高于爱的命令，男人有权控制女人。当这位国王试图说服其子放弃他对抗命的安提戈涅的爱时，父子俩就所有四个问题发生争论。雅典公民是站在克瑞翁一边还是站在希蒙一边，不得而知，但《安提戈涅》已成为两种权利彼此对峙的悲剧性困境的典型例子。索福克勒斯出于平衡的愿望赋予该剧的对立人物同等强有力的论点。

索福克勒斯在后几部有关安提戈涅的倒霉父王俄狄浦斯（Oedipus）的剧本中回归底比斯王朝的历史。在《俄狄浦斯王》（）一剧中，索福克勒斯讲述了这位底比斯统治者如何在不经意间弑父娶母后又弄瞎自己以赎其罪。虽然命运在俄狄浦斯传奇里起了关键作用，但这位剧作家也强调这位英雄的软弱对他下台所起的作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认为这部作品是希腊悲剧的典范。索福克勒斯在他的最后一部剧《俄狄浦斯在克洛诺斯》（）中描写这位前国王心平气和，随遇而安。到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约公元前480—前406年）为戏台写剧之时，雅典人正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为生存而战，古典戏剧的创始阶段也随他而终。欧里庇得斯的情怀同对这场战争后几年的怀疑情绪相一致，他写出了非正统的关于神话和传奇的剧本，揭露某些流行信念的愚蠢，还不时地揭露当时一些价值观之空洞无聊。公元前415年他把《特洛伊妇女》（）搬上舞台时，雅典人不会不联想到，希腊人摧毁特洛伊城以后残忍地奴役特洛伊妇女同雅典人刚刚臣服的米洛斯岛（Melos）妇女的命运之间何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