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胖子很能吃苦,生活也很节俭,工作之余他总是寻找各种商机,想改变自身的生活环境,所以我和他很有共同话题,甚至有着相同的目标。那段日子里,我们早上一起上班,中午一起吃饭,总会凑在一起探讨赚大钱的路子。项胖子很够意思,一旦找到项目就会带着我,或者说,他更需要我帮助他创造更大的利润。但无论怎样,我都感谢他,要知道,被人利用并非都是坏事,很多时候它是在加快我们前进的步伐。
那段日子里,项胖子给我推荐了好几个项目,例如安利、完美等之类的营销,为此还破例请我吃过一次15元一碗的狗肉汤。对于这些项目,我也曾考察过,但基本上都毙掉了。理由很简单,就是觉得不适合。而且我对打着亲情、友情的旗号去赚钱的销售方式不认可,这虽然和传销有着本质的不同,但也属于“老鼠会”的行为,我不想成为谁的下线,更不想打破我做人的底线。
不过,我和项胖子还是合作过一次,就是一起卖自行车牌。在那个自行车横行的年代,每辆自行车都需要去车管所办证上牌,一年更新一次。可是,不把车管所放在眼里的大有人在,老百姓们都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反正就是不办,你抓到我再说。车管所一瞧老百姓的觉悟这么低,干脆跑到街口去拦截吧,抓到一个办一个,抓到两个办一对。可是车管所就那么几个人,总不能整天都蹲在街口办证,于是这些家伙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寻找外援。
项胖子有些门道,三勾两搭地就和车管所的人混熟了,我觉得做这车管所的“外援”有利可图,就和项胖子搭伙贩卖起了车牌。车管所也不含糊,随手就给我俩办了两张车管所的临时上岗证,上面还印有公安局的印戳。至于这自行车牌则是批发给我俩7.5元一套,市面上的统一售价则为10元一套,每卖出一套就有2.5元的纯利润,算是个很不错的兼职。
那年月,有荤有素的盒饭才卖2元钱,最贵的美登高雪糕才卖1.5元,哥俩下顿馆子,连拼盘带饺子带啤酒,一顿也不过二三十元,在这种低物价的环境下,每套车牌2.5元纯利润的诱惑力是可想而知的。我和项胖子每天起得比鸡都早,凌晨4点钟就骑上自行车去人流较多的街道开工,由于早上8点前必须去家电商场上班,所以从早上5点到7点这段时间就是我俩创收的黄金时段。例如早起的民工、学生、上班族,通通都是我俩的“财神爷”。
刚开始的几天,我和项胖子每天早上只能卖出10余个车牌,每人也就分到10元钱左右。这倒不是我俩不努力,而是这活儿实在不好干,还颇有些匪霸的性质,必须得强制性地卖,指望老百姓们主动从口袋里掏钱,那简直比登天还难,所以只能戴着车管所的红袖标强行拦截路人检查自行车牌,没有的就得补办。倘若碰到舍命不舍钱的主儿,那就干脆扣下自行车,等着车管所的拖车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