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狠的标示之一是失去责任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可以自私，但是，如果用“梦想”来包装自己的自私，那就很可怕。

硕士研究生苗某，正是这种人。

悲剧并不是他找不到工作（他曾在某双语学校工作过，也有中学联系他工作事宜），而是想找是“收入稳定”的工作——且工作环境又适合他实现“文学创作”的伟大梦想。

而这种理想的“收入稳定”的工作，就是所谓的“铁饭碗”——当公务员或进事业单位。做一个教师或做其它，好像就会挡了他实现“梦想”的道。

多么具有中国特色的伟大梦想啊。但纳税人拿钱去养一个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搞“文学创作”的公务员，显然不太好，这比养一个饭桶好不了多少。正名正言顺的，就是想办法混进文联，这是合法的“包养”，可惜他又拿不出足够份量的“文学作品”。

我注意苗某说了这句话：“每个人都有一个人生梦，我的梦就是创作文学。”

“创作”这个词，属于具有体制包养特征的文联、作协的话语体系，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非常流行。一个自我言说“创作”的人，对应着他被体制包养的作家身份或对这一身份的向往。苗卫芳在今天还用它来表达，无异于一种自我暴露：一个清高迂腐，自卑自恋，自怨自怜，思维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的小文人。

一个人有“创作文学”的“梦想”当然也没什么不好。但是，对于苗某来说，他已经超过40岁，家里一贫如洗，老父有病，正期待他来改善家庭的贫困状况，来找到一点钱治病。对于他来说，毕业后要做的，就是担当起一个儿子、一个男人的责任，先找个工作养家糊口——而这样，也并没有妨碍他的“创作文学”！

但他好像不知道有这样的责任。

同时，他好像也不懂得预知回乡务农可能对父母的伤害。他不愿意去理解父母对自己投入了多少期望，以及自己这样会不会成为别人嘲笑父母的把柄。

这是一个从来就不愿意为别人考虑的人！

而更让人悲哀的是，在不能混进政府和事业单位搞“创作文学”后，当一个“农民研究生”、“农民作家”，他还可以想象是为了文学的梦想、理想，他受到了这个社会的漠视，但始终坚持着理想。经由这种想象，自己的人格瞬间崇高起来。我曾经说过，一个没有道德的人，一定是一个内心被破坏的人，一个强迫自己变狠的人。这里指的，是那些羞辱穷人的人，是那些暗算别人的人。还有一类人，他们不会去主动去攻击别人，却无视自己对于他人的道德义务，从而消极地对他人构成伤害，这类人，无一例外地是有人格缺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