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文明”，宜中西结合而论。《易经》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此大有道德上的光明倾向；而英文中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则源于拉丁文“Civis”，实利上的先进意味十分浓郁。无论从那一角度，达到文明都必有一定标准，故有人未必有文明。文明乃人类心智成熟之结晶，它代表着一种从人力、人心两方面抑制非正常死亡的能力，其间，人类不断增加对自然世界与自我世界的了解。纵观人类这近五千年的历练，精神与物质的相得益彰应是文明的终极意义。

文明时代整理了关乎“文明性”的经典传说，禹终被定位在与周人始祖后稷同时代的人物，他被刻画得近乎完人，“薄衣食，卑宫室”，尤其三过家门而不入之“公心”，俨然使他成为群体利益的代表与“全人类”（眼界所限）的英雄。既然周人的始祖曾与禹同舟共济，那么禹的天下最终轮到周人的手里也就不稀奇，逻辑就是“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国语·郑语》）。或者说就是“有德者居之”，孔子后来讲泰伯“让天下”是至德，并非是赞扬王位禅让给外人，而是认为泰伯能知基业得来不易，尽量和平交接，不败王家之德。

经儒、墨两家的追美，大禹连同尧舜成为华夏的文明符号，此后的数个世纪，“大禹”之名号传遍周天下，连南方的楚人都耳熟能详。屈原便问道：“鲧何所营，禹何所成？”（《楚辞·天问》）秦人竟也说自己的一位祖先大费“与禹平水土”，既然如此，那么天下他们也该有份。传闻累积到一定程度，也就有了“大禹之时，诸侯万国”的时髦说法。战国人士假托大禹作了《禹贡》一书，秦始皇更是“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颂秦德”。

华夏文明不断向周边推拓，年代愈后，遭遇的族群问题也就愈繁杂，随之而来的是信仰冲突与神话系统的交错，结果上古英雄与先圣王越来越多，以致出现了“同姓而异其国号”的说法，这实是凝合族群的一种宣传手段。大禹有了一大串后裔，炎、黄亦是如此。更进一步，则会有更详尽的说辞：“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后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史记·三代世表》）此种观点明明朗朗是出于“观之当世，推之上古”，拆穿这等历史手法有何不可？

“禹域”、“禹甸”毕竟成为了中国之代称，甚至到1876年，缅甸国王在一份致清帝的奏表中还表达了缅甸愿意成为“禹域”光荣一份子的愿望。今日中国还有数省建有禹王庙，而大禹竟有着一系列的出生地,一块“岣嵝碑”，也因疑似夏禹遗迹而备受关注。当今中国已驱散了许多古史的迷雾，也早过了那个脆弱敏感的年代，更发现“禹是一条虫”或者“伏羲与盘古是葫芦”也可堪商榷。面对传统文明，现代的中国人若只是感情用事而不去实现“创造性转化”，我老大中华即便宣称有九千岁也只是一种倚老卖老。蟑螂的历史可比任何国家的岁数都长。

凡爱国家、爱民族者，实在该少一些“五千年文明”之类的口号，而应警惕那些“溯源癖”（或叫作“寻根癖”）学者，因为臆想与胡说是他们的职业病。当满纸炫然的“本纪”与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呈于眼前，那些“美的制造者”难免为之一振，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也随之泛滥。他们自然不会放过蛛丝马迹，向上则推演千年、炮制文明，向下则竭力在夏、商、周之间连根结脉，拼凑“因果关系”，以方便制作“王朝链”。如将铸造于公元前16世纪之前的青铜器直接贴上“夏代”的标签，此事太过常见。“夏”也因此几乎沦为一个从典籍之中抠出来张贴的时段代号。对于浮在悬想中的东方米诺斯文明，史家夙愿之达成尚待地下新证，尤其是殷墟这般革命性的考古发掘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