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王国也不是商王国孕育的，尽管对于周人来说，殷人算是文化东来。早在伐商之前，那北靠岐山、南临渭水的周原沃野上，先周文化已有了漫长的发展期。起初，文化较为落后的周人有一个对商文化尊崇、模仿的过程，如青铜器纹饰世界里的饕餮、夔龙必不可少，略有差异也只是文化传播中的小小曲折。周原甲骨文里也忠实地记录着“成汤”、“帝乙”、“太甲”等商代先王的大名，但当周人展露雄心之后，他们的文明视野逐渐放宽，开始创造新字，文王与武王在西周金文中就分别写作“王文”、“王武”，而那些铸有铭文的青铜器则更发展出周人自身的风格。最为关键的是，周人的立国精神是否定殷商的，无论此种精神出自后世子孙的盛情追美，还是源于英雄祖先的自我标榜，毕竟以熠熠之文明型沉淀了郁郁之文明型，历史不得不使殷商这个“文明底稿”泛黄褶皱。

继夏之存疑后的第二个遗憾便是，在周之前，并不好说有一个像样的“中国”存在。之所以做如此论，并不是惊异于中华大地的地域差异，只因商大体还处于“原史时期”（protohistory），将来一脉相承、特征明显的华夏文明在此时还只是一颗卵子，尚未受精。待到“天作之合”（《诗经·大雅·大明》）以后，周人才接管商人的“共主”铺子，遍种礼乐之花。其实，许多未经证实的商朝礼制都是周人“孕育”的，时空倒置源于历史编纂者的附会。例如，商人给周人以封建的启发，但商人本身没有封建制。

回顾古老氏族谱系的生长过程，方知没有哪个民族是天生的结果，所有民族都是追认的。无论生灭，必须后继有人，得有人来追认。三星堆又如何确认为古蜀文明呢？例如一句“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华阳国志·蜀志》），此无疑是关乎古蜀先王的神话传说，可视作无凭无据。当青铜纵目面具出土后，三星堆便基本可以追认为古蜀一脉。周人则会追认到商人那里，而非古蜀先民。

商王国是周文明凌厉的底稿，虽有太多不尽如人意处，但它留给周人的文化遗产却不容抹杀。商人馈赠后世的有“三宝”，即青铜工艺、甲骨文与祖神崇拜。至于青铜工艺的传承，前已略说，此下只说后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