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首先区分了“五谷”，更将五行的教诲融入了礼乐文化中，据《汉书·礼乐志》载：“《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当然，五行也进入了刑罚领域，产生了五刑，乃至令人闻风丧胆的五马分尸之刑。五人又为一集体组织，即“五人为伍”（《管子·小筐》）。《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这是人间的感官欢愉；儒家有“五典”、“五伦”、“五常”、“五经”之教，此为统摄人类所有道德关系；进入帝国的孕育期，囊括天下的征服欲催生了五岳思想；而中国的历史编纂者更好绘制出“五霸”、“五帝”等等伟大人物之群像。后来，刘邦头上的天子气被描述成五彩，周公想必只能是五短身材了，诸位看官也许“学富五车”，这都可以追溯到箕子那里。

原初之思想资源最易为用，“五行说”后来进一步发展成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体系，并被诸学派吸纳，荀子批评思孟学派“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荀子·非十二子》），这“五行”已是仁、义、礼、智、信之“五常”。到了20世纪，郭沫若还在讲：“相生大抵是限于自然界的进展，相克则偏重于人事界的适用。相克取胜，便是斗争。”无论五行相生相克的哲学原理是否虚幻，但其作为东方古典的思想资源，用以支撑权力制衡的政治理念却是很有价值的。

“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这种思维特征经由箕子而壮大。箕子的思想就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存在，他没有说果树、女人和蛇，要是能活上几百岁，大概也不会认为磁铁有灵魂是因为磁铁能移动铁，因这样的推测没有价值。这种实用精神也为周代政治家、思想家们所继承。马一浮评价《洪范》曰：“虽应洛书之数，实自然之理，而非有假于神异也；虽立卜筮之法，特询谋之详，而非专听于蓍龟也。”（《复性书院讲录》）无论今日所见《洪范》之真伪，箕子之见解都堪称周代文化转向的先声。

儒家以“周孔之教”、“孔孟之道”建立道统，也向来认为孔子多效法周公。其实，孔子更像箕子，而箕子这人很像老子、孔子、屈子的结合体。他隐逸得悟、他志为“东周”（东方君子国），他忠君爱国。可惜的是，箕子不愿事周，而是远赴与商人有族缘关系的朝鲜去施展政治抱负（此是殷人善迁之一例）。如果箕子与周公两大圣贤共同辅政，那真堪称空前绝后。当然，历史没有如果。

箕子提出的“王道正直”之说被认为是儒家先驱，这是近世韩人所津津乐道且引以为豪的往事。至于箕子为何未在儒家的道统内，盖因其舞台在朝鲜（小中华），而周、孔的舞台在华夏（大中华），即便他的“君子之国”得到中原高度的认可，但那始终是箕氏朝鲜。箕子朝鲜延续千余年，直到西汉被燕国人卫满所灭，卫满朝鲜建立。无论如何，箕子入朝开启了朝鲜半岛的文明进程，这也是世界历史上值得铭记的重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