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房很小，很暗，散发着一股腐臭味。有一个煤气炉，一个桌子上放着一个快干了的洋葱。还有一个圆桌子，旁边是两把椅子，款式都不一样。格劳示意让神父坐下，然后翻开一个橱柜，拿出两个玻璃杯，倒满水，放到桌子上，自己这才坐下。两个人谁也没动杯子，他们坐在那里互相审视着对方，足有一分多钟。

老人穿着红色的法兰绒浴袍，棉质衬衣，旧裤子。二十年前他就已经开始谢顶，如今还剩下一点儿头发都是白的了。他戴的大框子眼镜早已过时，他的嘴角放松的样子，让他看起来很有风度。

但所有这一切都没能骗过神父。

十二月的太阳光很弱，在这光线中可以看到灰尘在空气里飘浮。有一粒灰尘飘到神父的衣袖上。他轻轻地把灰尘弹掉，眼睛始终没离开过老人。

这些细节也没有逃过老纳粹的眼睛，但他仍有时间恢复他原来的镇定。

“喝点儿水吧神父？”

“我不渴，格劳医生。”

“那么，你要坚持叫我这个名字了？我的名字是翰伍兹·波尔舍·翰伍兹。”

神父不买他的账：“我必须承认，你很厉害。当你拿到护照离开阿根廷时，没有人会想得到你几个月后还会回到维也纳。当然，那是我最后寻找你的地方，离斯珀格朗地医院只有四十五英里。维森塔尔[1]在阿根廷找了你数年，却没有意识到你就在他办公室外不远的地方藏匿。这真是讽刺啊，你说呢？”

“我觉得你这是无稽之谈。你是美国人，对吗？你虽然德语说得不错，但是你的口音暴露了你。”

神父把手里的皮箱放在桌子上，打开已经破碎的文件夹。第一份文件是一张照片，上面是年轻的格劳，是战争期间在斯珀格朗地医院照的。第二份文件是这张照片的几个不同样式，却是医生不同年纪的模样。这多亏了现代软件的技术。

“科技真是了不起，是不是，医生？”

“这证明不了什么。这照片谁都可以做。我也看电视。”他虽然这样说，但是语调已经有些变了。

“你说得不错，这是证明不了什么，但是这个能。”

神父拿出一张黄纸，上面钉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最上方是一行墨色的字：证词，旁边盖着梵蒂冈的图章。